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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载入史册的潘时策
时间:2026/8/17 19:09:21      来源:中华时报     作者:谌建章

潘时策(1831年—1894年),字献臣,号笛舲,湖南益阳资阳长春镇过鹿坪人。公幼随祖父受业,过目辄不忘;长从师习文,沉博而绝伦。年十九应试,即补博士弟子员。1853年入县学,1867年中举,后三赴会试不第,陕甘民变,又两请西征未批,遂绝意仕进,归乡主讲兰洲书院凡八载。1875年,清廷采纳左宗棠建议,决意收复被中亚浩罕国侵占了十年之久的新疆,潘时策闻讯再次请缨,终获批准。左宗棠令其随张曜部进驻哈密,负责后勤。1880年,新疆收复,左宗棠班师回朝,潘公则转入刘锦棠麾下,先后历任迪化(今乌鲁木齐)知府、喀什噶尔直隶州知州,并获甘肃新疆两省候补道资格。喀什噶尔,系清代官方文献、奏章中的法定地名表述,今简称喀什。1890年,新疆首任巡抚刘锦棠因病返湘。是年,潘时策升任喀什道员,于1894年卒于任所,前后在疆效力凡二十载。道员俗称“道台”,是清代介于省和府之间的官员,清乾隆统一规定为正四品,清末部分道员因加衔可高配二品实职。潘时策以无品级随员西征,治边二十载累功擢喀什道员、实授二品顶戴,卒赠正一品光禄大夫,追赠品级与陶澍相当,为益阳明清官员身后荣誉的顶尖代表,亦是清代益阳非督抚级基层出身官员中的特例。其母夫人墓碑现存资阳过鹿坪,是晚清边疆军功晋升制度的实物佐证。当然,这里仅指追赠等级与陶澍平,是为了说明潘公身后荣誉之罕见,不代表其历史地位相当。本研究以《益阳潘氏七修族谱》收录的刘锦棠、张曜所撰《寿序》《寿言》为核心史料,结合潘氏后裔从国家档案部门调取的官修一手档案,并交叉校核网络散见资料,最终形成这篇专文《安静之吏淳朴之官——收复和建设新疆的益阳官员潘时策》。该文2025年10月首发于中宣部主管的中国新闻网,点击量超30万,后被益阳市社科联《新益阳研究》、赫山区《叶紫文苑》、益阳电视台、《益阳日报》官网等同步转载,实现了国家官媒与地方学术、文化、融媒的多维覆盖。为何重发此稿?这里还需特别说明一下:潘时策随左宗棠、刘锦棠收复并经营新疆20载,左、刘二位长官功绩历历可考,可在疆时间最长的潘时策却鲜为人知。这是因为,左、刘作为高级主官可直接向朝廷上奏,相关奏折成了他们收复治理新疆的核心史料,且有据可查。而潘时策长期处于中下层,大概率没有直接奏事的权力。加之上世纪初新疆陷入军阀混战,金树仁、马仲英、盛世才等势力连年征伐,大量关联中央与内地的文书档案被蓄意焚毁,苏联、英国也借此大做文章,否定新疆自古就属于中国的事实,潘时策的事迹就这样被湮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中。所幸潘时策老家留存的《潘氏七修族谱》,填补了这段历史空白。其中刘锦棠、张曜的亲笔纪实,既是益阳近代乡贤功绩的重要补充,也是晚清新疆主权归属的鲜活佐证。这段跨越湘疆的百年往事,如今也成了国人知晓边疆治理史的生动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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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军功奠基,促进新疆收复

潘时策第三次报名并获批是1875年,而之前的1874年,左宗棠麾下将领张曜,就已奉“缓进急战”的战略部署,率领他的嵩武军秘密出关,进驻了哈密,提前为收复新疆筹备粮草、营建后方基地。

需才甚急的他,听闻潘时策曾多次投效,便向左宗棠奏请“速调其赴营”。得偿所愿的潘公很快就赶到张曜部,为其统筹屯田,襄理军政。史载:张曜部在哈密开垦荒地一万九千余亩,仅1876年,就收获粮食5160余石。他其所以对这位举人青眼有加,主要原因是潘公出身农家,又有文化,恰好可弥补嵩武军屯田运营、军粮自筹的短板。而潘时策也不负所望,“凡一切进兵运粮诸大计,靡不竭力筹画”。潘公的经济才干,很快就得到驻节酒泉的左宗棠赏识,遂“延之幕下,并委以前路军军饷等重任”。由后方改为前路,从屯田改为军饷,而军饷是西征军整个后勤体系的核心支柱,从粮秣统筹、将士俸禄发放,到物资采购,均无一不包,等于把前线的“钱袋子”“粮袋子”完全托付给了他。这是左爷对潘公能力与忠心的高度认可!左宗棠的西征军,除张曜的嵩武军,还有刘锦棠的湘军,加上蜀军、甘军和朝廷的绿营兵,号称8万,然实际不到5万,后进入前线的仅2万。当然剩下的也没闲着,他们一是所到之处,大力屯田,吸引那些逃亡在外的原住民返乡;二是派先遣军上万,去天山筑路;三是所经之地,均广栽“左公柳”。

为啥栽柳?看下面这首诗,大伙就明白了——

大将筹边尚未还,

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

引得春风渡玉关。

还一篇天山修路的纪事铭,镌刻在险峻路崖旁的一块碑碣上——

《扶栏铭》

天山三十有二盘,

伐石贯木树扶栏,

谁过化险贻之安?

嵩武上将惟桓桓。

利有攸往万口欢,

恪靖铭石字龙蹯,

戒毋折损毋钻刓,

光绪二年六月刊。

该诗翻译成白话就是:天山有三十二个险峻路段,兵士们伐石砍木,建造了护栏。是谁将这些险峻路段变得安全的?是嵩武上将张曜也!他英姿勃发,威武非凡,修路带来的便利让万众欢腾。

我恪靖侯在这虎踞龙盘的地方也刻石镌字了,请大家不要挖刻和损坏这块碑文呀!左宗棠的封号。只是光绪二年(1876)他老人家还在酒泉,尚未进疆,这时作为幕僚的潘时策,是否承担了关键信息的传递或筑碑等事宜,因史料未载,这里不宜推测。不过左宗棠倒是记下了这位下属的一项重要功劳:“关涉伊犁地区的记载,潘时策所绘地图大致亦似与《新疆识略》所载相合”。《新疆识略》是清代嘉庆年间官方修撰的新疆全域地理总志,涵盖地理、兵备、物产、商业等多方面信息,是当时最权威的新疆地理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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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为什么特别看好潘时策所绘的伊犁地图呢?因为19世纪70年代末,清廷正与俄国就伊犁归属展开了外交博弈。左爷清楚俄国人素来强硬狡诈,讲话不作数,而伊犁地区的测绘越详实、越精准,就越能为后续可能升级的谈判或军事行动提供关键性依据,在边界划分、地形认知等细节上更占主动。1876年,也就在天山修路的这年,“刘襄勤(刘锦棠谥号)振旅(出征)会同各军,次第攻拔古牧地、达坂城、乌鲁木齐等坚巢,(潘时策)与有力焉”,即刘锦棠率领各部收复了北疆大部分区域,潘公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877年,天山道路贯通后,张曜的嵩武军随即从哈密西进,与刘锦棠部配合攻克了吐鲁番,这是新疆收复战的关键节点。同年秋,嵩武军会同各军收复了新疆中西部的库车等地。1878年初,清军彻底收复除伊犁外的新疆全境。此后,在南疆的“五次剿平边寇”中,潘时策也次次参与。可以说,他为新疆收复提供了强有力的后勤支持,且军功卓著,是晚清“塞防”战略的重要基层实践者之一。“塞防”,是针对李鸿章“海防”来的,左宗棠则主张塞防与海防并重。

二、主政多地,推动地方治理

1877年4月,清军刚拿下南北要冲及东西枢纽的吐鲁番,左宗棠就奏保潘时策为吐鲁番直隶州补用知州。整个南疆收复平定后,潘时策又服从安排,主政多地,推动地方规范化治理。其中,他在库车所属的阿克苏地区任职时间最长,推行的兴革举措也最多。当时阿克苏地区城垣残破,官无衙署,民无定所,渠道堰塞,田园荒芜。潘公向左宗棠上书《十条》,请求减免赋税,让当地百姓休养生息。“左文襄公深为嘉赏”,很快便采纳了他的意见。战后,新疆废止了阿古柏伪政权发行的天罡银钱,而原有的清制铜币又散失殆尽。潘时策便仿造左宗棠提供的清代铜币制式,与库车善后委员龙魁一道,在阿克苏发掘红铜矿,组织官兵开炉鼓铸制钱,保障了收复后的新疆货币流通畅达,百业渐次。

1881年,驻南疆各军相互配合,仅五次就剿平了边境的寇乱。这寇乱就是阿古伯残余势力的反扑。这时,左宗棠已调回北京,任军机大臣。入疆主力总指挥、钦差大臣刘锦棠,便奏保潘时策为南疆补用知府。补用知府属于候补官阶,虽无实缺职权,但可享受对应品级的服饰、仪制待遇。清知府为从四品官阶。1883年,潘时策又被署任为库车直隶抚民同知。同知在内地是副职,但在新疆,却是厅一级主官。厅,是新开发区域设置的特殊行政区,与内地州县对等。“抚民同知”就是直隶厅主官,掌一厅民政、司法、赋税等全面职权,而不仅只是安抚。

阿古柏侵占新疆期间,倒行逆施,在局部地区如库车等,还恢复了农奴制,对新疆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如有个叫托伊伯庄的地方,原有耕地十二万亩,阿古柏倒行农奴制后,流民四散,田亩也淹塞过半。潘公莅任,田主循旧例摊租四千两于佃户,“佃户苦之而莫能抗”。公闻之,亲督清丈,得实耕之田只七万亩,“遂减租二千余两,民皆感泣”。光绪十年(1884),清廷正式批准新疆建省,废除了原有的军府制,行政建制与内地州县完全一致。刘锦棠出任首任新疆巡抚。张曜也于这年奉调离开了新疆。如果说左宗棠是收复者,军事优先,那么刘锦棠则是治理者,民生与制度建设优先。这时的潘时策,受刘锦棠奏保,先后署任迪化(今乌鲁木齐)知府、疏勒直隶州知州(隶属于喀什),获加盐运使衔。盐运使衔为虚衔,通常授予有功绩的地方官员以提升品级待遇,属从三品。之后,又调任英吉沙尔直隶厅抚彝同知,负责安抚塔里木盆地西部的68处村庄,及冲噶巴什等14个游牧部落。抚彝,是清代针对少数民族聚居区厅官的专门称谓,职能与“抚民同知”类似。这里情势较为复杂,除了阿古柏倒行逆施、恢复农奴制外,嘉庆、道光年间,伊斯兰教白山派后裔张格尔,也曾在英国的挑唆与支持下,先后四次发动叛乱,导致南疆社会动荡、民生凋敝。白山派与黑山派,曾是南疆的两股重要黑势力。乾隆年间,清廷平定了白山派后,黑山派则归顺了朝廷。除了白山派后裔的影响,南疆实行了数百年的伯克制,有遗留。那些伯克,等于是部落的世袭头人,一些被解放了的农奴仍畏惧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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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潘时策的建议下,一位叫阿奇木的伯克被吸收进了新政权,协助他工作。这位阿奇木伯克向潘公反映:左宗棠的部队入疆后,虽大部分推行了军屯,减轻了民众负担,但仍有部分粮草、烧柴需从地方征调,于是部队官员就用徭役的方式,将任务摊派到了各村。部分伯克便借机苛敛富户,迫使富户不得不向主管后勤的官员行贿,最终这些徭役就全数摊给了贫困户。这种“劳筋骨、竭脂膏”的恶行,竟无人敢言。对此,潘时策便与阿奇木商量:“按地丁编为籍,而均其差派,民困便以苏”,即按田地多寡编造户籍,如有抽丁派役,就均匀摊派到各户,这样,百姓被苛重徭役压迫的困境,才能彻底缓解。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潘公这一做法,是不是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统一战线?还有贫民也向他反映,个别伯克残暴如虎,动辄便将不合心意的人抓走,甚至还动用私刑,不少人就不明不白死于他们的酷刑下。对此,潘公严令禁绝私刑,规定凡有百姓上诉,“即时审理,手书判断,旁译回文”——即每写完一页判决,就交给身边的通译翻成维吾尔文,让上诉的民众能看懂判决的内容,以确保司法的透明度。在潘时策的逐一整顿下,地处偏远的塔里木盆地西部的这些村庄和部落,“自是民无冤抑也”!

三、农教并举,泽被南疆民生

在英吉沙尔直隶厅,那位伯克出身的阿奇木还向潘时策反映了两个情况:一个是——塔里木盆地西部的农田全靠天山的雪水灌溉,当地冬季来得早、春季回暖迟,雪的融化就很慢,导致春播期灌溉用水供不应求。部分旧伯克便蛮横地截断水渠,等自家田地喝饱了,才允许巴结他们的民众引水。这样,绝大多数百姓的农田因缺水而错过了农时,致使减产绝收频发。潘公便“骑马巡行,访民苦,纳群言,察灌溉之弊,遂定兴利三策”——一是从根源治水,组织驻军与当地民众共同施工,从天山南麓开凿了一条上百里的人工渠;二是从制度破局,禁止个人私自截流,制定按耕地面积分配水量的规则,保证公平用水;三是从协调补位,劝导大户主动让水,优先保障田少户的需求。这三项措施推行后,灌溉问题便迎刃而解。另一个是——库车西北部曾有一片绵延数百里的官方草场,因连年战乱,已沦为无主牧地。当地伯克贵族故意夸大草场边界、伪造地契,将草场私自转卖,此后又几经转手,导致地契与实际面积严重不符,已多次引发诉讼甚至械斗。

潘时策调查后感慨道:“此乃祸薮也”!随即就销毁了全部伪造凭据,将草场重新界定为“官业民租”,每年征收的两千余两租金全部充作义塾经费。因为是义塾,不仅孩子读书不要钱,食宿、书本及教师薪资均由官方承担。这一举措既增益了公家收入,又平息了民间争端,且牧民还受益最多。他们发自内心感念左宗棠和刘锦棠:是你们二位选派了这名汉族举人潘公来此任职,才让我们的孩子获得了免费上学的机会呀!库车直隶州正西有个叫“日杰曼”的村庄,地处新疆十大河流之一的渭干河冲积平原上。渭干河东西两岸地势落差很大,高地常年遭旱,低地频繁被淹。两岸民众早有修筑河堤的想法,但因劳力不足、资金短缺,工程断断续续始终不能完工。

为此,潘时策推行“捐廉担堤”,即本地村民出工仍按义务工登记,远地村民参与的则有酬劳,酬劳从他的养廉银中支出。这样,就吸引了远乡农民也来担堤。真是人多力量大,只用了一年,河两边的长堤就修成了!养廉银,是清代独创的官员薪给制,本质是通过给官员发放远超基本工资的补贴,以减少贪腐。捐廉,也是清代特有制度,指官员主动捐出自己的“养廉银”用于地方公共事务,也是当时官员的德政表现。清代新疆因地处边陲,物价高昂,同级官员的养廉银比内地高出30%以上。根据潘公时任抚民同知这一正五品来看,其养廉银每年约为1200—1800两,按晚清新疆的购买力计算,1两白银约合现在的人民币200多元。看来,他捐出的养廉银约有好几十万。说到捐廉担堤,当了他十年上司的刘锦棠还补充道:潘公“千金无少吝,常捐廉创建各治(辖区)庙宇、桥梁、养济院等善举,几难更仆数”。难更仆数,即换了几班侍者都数不完。接着,又来了一大段评:潘公捐廉修造,泽被后世,以诚为政,以廉立身,真是一位朴诚守正,不改初心的纯儒与好官。但也有人觉得他自掏俸禄,不过是天性纯良、心无杂念而已,而不知这是后天修为、恪守准则。所以我说啊,潘公真的是一位厚道君子!如今这当官的呀,真假好坏还真难辨呢——有的看上去才华出众,实则浮躁狂妄,满肚子私心,做事还神魂颠倒,只会添乱。有的一肚子鬼主意,成天只想着钻制度的空子,对老百姓的死活根本不放在心上。可世人偏偏看不出像潘公这样的好官,反倒觉得他们愚笨迟钝、没真本事。嗨!这真是老百姓的倒霉事,也是世道之隐尤呀!译文至此,见锦棠大人所撰寿序已至终篇,故将他赠予潘公的收尾贺辞连同落款也一并附录于后,大家可一起看看——笛聆今五十有六,气体尚强,原益扩充,其至诚之性,而勉为循良,将寿民寿囯无量矣,宁独寿身云乎哉!诰授光禄大夫太子少保尚书衔新疆巡抚二等男愚弟刘锦棠顿首拜撰,同寅姓氏甚夥兹不备录。

四、治政深耕,推动行省转型

光绪十六年至二十年(1890—1894),潘时策回任疏勒直隶州知州。疏勒直隶州涵盖今喀什地区大部,地处新疆西南,边境与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三国接壤,且还临近中亚五个国家,有“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区位优势。

清廷将潘公安排于此,很大程度上当与日益增多的边境交涉、通商管理等外交事务有关。况且,潘时策随西征军入疆后,曾历任吐鲁番、阿克苏、迪化(乌鲁木齐)、库车等地重要职务,履职覆盖了司法、治安、水利、教育等各个领域,始终遵循了刘锦棠民生与制度建设优先的施政思路,是新疆“军府制”改“行省制”进程中,推动内地治理模式落地的基层实践者。潘时策回喀什任职时,刘锦棠已在1890年5月辞官归湘养病。继任巡抚饶应祺鉴于他西征十余年深耕南疆、业绩突出,便专门奏保朝廷:若甘新两地道员缺出,请优先补用潘时策,并为其加授二品顶戴。顶戴是清代官员品级的标识,二品顶戴属于荣誉性加衔,既是对潘时策十数年边疆治理功绩的重要认可,也提升了他在地方政务中的话语权,是其仕途生涯中的最高职级与荣誉。饶应祺是湖北恩施人,为晚清治疆核心官员,主政新疆近30年,其中任巡抚7年。因为官清廉干练,左宗棠曾以“守绝一尘,才堪肆应”八字评价,赞其品行高洁、应变力强。事实上,他也正是以“能任事、懂民情、无派系”的标准,看准潘时策的。当时的喀什道统辖南疆四府二州,兼管对俄、对英外交及边境防务,是新疆最重要的道员岗位,任职者几乎全部加授二品衔,职级权重已接近省级布政使。这一点,在潘时策的最后封赠中也得到印证:他去世后,光绪帝诰封其为“光禄大夫”,享受正一品待遇,这既是对他边疆治理功绩的认可,也是对其能力与贡献的盖棺定论。倘若他仅为知府或知州,恐怕就很难获得这样的顶级追封。

综上,潘时策虽非晚清史册上的显赫高官,却是西北边疆治理进程中极具代表性的实干型官员——他以军功参与收复新疆的进程,凭实绩推动边疆行省建制的落地,最终又以“实职掌重镇、加衔享殊荣”的身份而走完仕途。其一生功业始终紧扣“巩固新疆边陲、推动地方治理”这个核心,是晚清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保障边疆稳定的重要基层力量代表。恰如饶应祺对他“能任事”“无派系”的评价,获授二品顶戴后的潘时策,还亲自处置过一桩牵涉三条人命的血案:案犯是湘南籍人士,为时任甘肃布政使的同乡,因奸情败露致使甘肃陇南武都一家三口身亡。当地知县与发审员惧怕得罪那位布政使,打算以罚金了结,并还多次派人到潘公处求情。但潘时策执法不阿,亲自提审,最终这名有上层关系的案犯无从狡辩,被革职入狱,发配黑龙江。这一事件被收录在潘氏族谱的《遗行纪略》中,《纪略》篇幅不长,记录完后还附了一评:潘时策居官正直,不畏强权,不随波逐流,也不刻意迎合上意,类似秉公执法的案例也不胜枚举。像他这样意志坚定、方正不苟的官员,在晚清乃至民国官场中,都实属不可多得。这里还须说明一点:1884年新疆建省后,民政、财政仍长期挂靠甘肃,官员任免、司法案件复核也由陕甘总督统一管理,由此形成了“甘新一体”的司法协调机制。潘时策这次跨区办案,便正是这一机制下的特案特办。而他能直接处理这一重案,也正是其正二品加衔所赋职权的直接体现。

五、三子赴疆,共担先父遗志

光绪二十年(1894)四月初一未时,潘时策病逝于喀什官署,享年六十四岁。当时他的长子潘运蔚、次子潘运荃正在新疆探望父亲。在父亲衙署的同僚与部属协助下,兄弟二人强忍悲痛扶柩返乡,跨越万里关山,将父亲归葬于湖南益阳过鹿坪原籍。除此之外,潘氏兄弟还雇人一并抬回了十余名因仰慕潘公名望而赴疆、最终客死异乡的同乡灵柩。尽管路途迢迢,辗转耗时近一年,一行人护送着以潘公灵柩为首的一众棺木,翻雪山、踏戈壁、跨黄河、过长江、穿洪湖、入洞庭,最终将这些同乡逐一送回故土安葬,让他们得以叶落归根。当载着灵柩的队伍离开喀什时,全城百姓泪落如雨,僧侣们早已在城门外列队静候,手持转经筒缓缓诵经;阿訇们随队前行,虔诚祈福。沿途州县乡村的民众都簇拥在道旁,满含悲戚注目相送。更有维吾尔、哈萨克的汉子不请自来,争相上前抬棺……为父亲守孝三年期满后,潘运蔚、潘运荃、潘运芷三兄弟继承先父遗志再度赴疆,分别参与搜剿匪患、维护治安、管理监狱等事务。其中潘运蔚还获授候补知县一职。至今,潘运芷的两支后裔仍定居在新疆。本文内容除取材于《益阳潘氏七修族谱》,少量还参考了公开网络资料,相关记载也可与其他传世文献互证:如国家图书馆馆藏清代新疆行政档案,以及新疆首任巡抚刘锦棠《刘襄勤公奏稿》中对潘时策的评价:“潘时策举止安详,办事实诚,堪以委署”,称其为“安静之吏”“淳朴之官”等。刘锦棠对这位下属尤为推崇,说他入疆二十年间历任府、厅、州、县主官,每到任一地都把兴办学堂、开垦农桑、招徕移民、平定匪患作为核心要务,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大力革除地方积弊;还勤于政务,事无巨细都亲力亲为,所任职的地区都实现了“无冤抑、无拖欠、无上访”的治理成效。

刘锦棠还特意赞他“处脂膏而不润”:除了多得数不清的捐廉善举外,他给老家兄弟置办的田产仅数十石(清代益阳一石田约合6亩),除此便没有多余的私产和积蓄。这一点,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土改中也能得到印证:潘时策共有兄弟五人,还有一妹妹。除五弟潘时范的幼子潘宝珊(即作者的外公)因独生儿子早夭,家庭成分被划为“上中农”外,潘公本人及其他兄弟,还有时范的长子潘楚珊,家庭成分均为“贫农”。此外,新疆巡抚刘锦棠、新任山东巡抚张曜这两位封疆大吏,还分别为潘时策及其母亲撰写了数千字的寿文。内容除寿辞外,多着力褒扬潘时策的为官政绩与品行操守,他俩似乎都知道,时策这老弟太实诚,我俩不借此说叨点,左爷不知犹小可,若潘公的家人和后裔也不知,那就是我们当上司的错了。封疆大吏主动为下僚撰文表彰,在传统官场中实属罕见,足见潘时策的才德声望确实不一般。本文不少史实与细节,特别是部分加引号的原文引述,大都取材于刘锦棠为潘时策所作的《寿序》。效命边疆的潘时策,1883年曾因老母去世回原籍丁忧,次年恰逢新疆建省,被任命为迪化(今乌鲁木齐)首任知府,朝廷特准其“夺情”,他因此大幅缩短了居丧时间。这也是他进疆后唯一的一次探家。可以说,他人生的最后二十年,完全献给了新疆的收复和收复后的新疆!

潘时策去世后,光绪帝诰封其为“光禄大夫”。这是清代文臣封赠的最高官阶:光禄大夫在元明时期为从一品,清代正式定为正一品。他的父亲潘雨陔是岳麓书院知名生员,也被诰赠为正二品“资政大夫”;母亲被诰赠为“诰命太夫人”,妻子陈氏则被诰封为“诰命夫人”。潘氏家族祖坟位于益阳过鹿坪村潘家湾,潘时策母亲“诰命太夫人李氏”的墓碑至今仍保存完好。2025年,曾赴美国、德国、日本等国举办书展及学术讲座的著名书法家周易,经潘时策五世孙潘楚华同意,对该碑进行了专业拓印,为刘锦棠与潘时策共事的经历再添了一份珍贵的实物佐证。

正所谓——

书院掌教八载,西域戍边廿秋,喀什履新尽瘁,追封光禄大夫,故里荣光钟此老;

益阳乡贤表率,治疆实绩昭然,梓里德泽流远,传承家国情怀,后世永仰潘时策。

 


责任编辑:吕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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