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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的“活法”与“活力” ——基于忠恕之道的考论
时间:2026/9/18 9:51:42      来源:中华新闻通讯社     作者:曾明

曾子的“活法”与“活力”

——基于忠恕之道的考论

曾明 

摘要:曾子以“忠恕”概括孔子“一以贯之”之道,“忠”谓尽心为人,“恕”谓推己及人。以“活法”与“活力”为分析范畴,考论曾子忠恕之道的内在机制与当代价值。忠恕之道中“忠”的“尽己”与“恕”的“推己”在具体情境中寻求动态平衡,构成“守正”与“通变”相统一的“活法”结构。“吾日三省吾身”将忠恕逻辑内向转化为持续的自我校正,“仁以为己任”则使“尽己”扩展为终身的价值担当,二者共同释放出忠恕之道的内生“活力”。在当代语境中,忠恕之道以“修身为本”回应社会治理的人格基础问题,在个人修养、社会治理与文明交往三个层面展现其现实价值。新时代倡导文明互鉴,忠恕之道为跨文明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认识论基础,以“立足自身、走向他者、回归反思”的实践方法论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深度对话,并在“两个结合”的理论视野中获得了回应人类文明共同挑战的当代意义。忠恕之道的“活法”智慧表明,传统的生命力内在于其自身的动态结构之中,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参照。

 

关键词:曾子;忠恕之道;“活法”;活力

 

Abstract: Zengzi summarized Confucius’ “one thread” doctrine with the concepts of loyalty (zhong) and reciprocity (shu), where zhong means “doing one’s utmost” and shu means “extending oneself to others.” Taking “living method” (huofa) and “vitality” as analytical categori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Zengzi’s doctrine of loyalty and reciprocity. Within this doctrine, the “doing one’s utmost” of zhong and the “extending oneself to others” of shu seek a dynamic equilibrium in specific situations, constituting a “living method” structure that unifies “upholding the fundamental” (shouzheng) and “adapting to circumstances” (tongbian). The practice of “thrice daily self-examination” transforms the logic of loyalty and reciprocity inward into continuous self-correction, while “taking benevolence as one’s own mission” extends “doing one’s utmost” into a lifelong commitment to value, both of which together release the endogenous “vitality” inherent in the doctrine of loyalty and reciprocity. In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the doctrine of loyalty and reciprocity responds to the question of the personal found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through the principle of “self-cultivation as the foundation,” demonstrating its practical value at three levels: personal cultivation, social governance, and civilizational interaction. In the realm of civilizational mutual learning, the doctrine of loyalty and reciprocity provides an epistemological foundation for cross-civilizational understanding, promotes deep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 through the practical methodology of “grounding oneself in one’s own tradition, reaching out to others, and returning to self-reflection,” and acquire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for responding to the shared challenges of human civilization withi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Two Combinations.” The “living method” wisdom of the doctrine of loyalty and reciprocity demonstrates that the vitality of tradition inheres in its own dynamic structure, offering a valuable frame of reference for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a’s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ulture.

 

Keywords: Zengzi; doctrine of loyalty and reciprocity; “living method” (huofa); vitality; civilizational mutual learning;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曾子作为孔子晚年重要弟子,在儒学思想体系的形成与传承过程中占据了关键地位。孔子殁后,曾子设教西河,传道授业,其门人中有子思、乐正子春、公明仪等,后世思孟学派的思想脉络由此发端。《论语》所载“吾日三省吾身”“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以及“士不可以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诸章,皆为曾子思想之核心表达。《大学》一书被传统儒学视为“初学入德之门”,其“修身为本”的纲维体系与“格物致知”的工夫次第,经二程与朱熹的表彰阐发,构建了宋明以降儒家内圣外王之学的基本格局。在曾子思想的诸多面向之中,“忠恕之道”占据了尤为特殊的地位。曾子以“忠恕”概括孔子“一以贯之”之道的精髓,这一论断既是对孔子思想的高度凝练,也构成了曾子自身思想体系的核心架构。“忠恕”贯通修身与处世、自我与他人、个体与社会,成为理解曾子思想的一把钥匙。

曾子忠恕之道的研究,历来为儒学史与先秦哲学领域所重。在经典诠释层面,朱熹释“忠恕”为“尽己之谓忠,推己及人之谓恕”,这一界定成为后世理解忠恕之道的标准范式。在哲学分析层面,学界普遍关注忠恕之道作为儒家伦理核心命题的理论内涵与实践逻辑,有学者指出忠恕之道“体现了推己而及人,其中既关乎自我与群体的关系,又涉及理性的推论”,揭示了其作为实践智慧的内在结构。在当代价值层面,忠恕之道的全球伦理意义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有学者明确提出忠恕之道当今已经成为全球伦理的“金规则”,其与各大文明中普遍存在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原则形成深刻呼应,亦有学者主张将儒家忠恕之道融入现代管理,以“尽己”要求管理者尽职尽责,以“推己”要求管理者体察员工需求。审视上述成果可以发现,学界对曾子忠恕之道的既有研究存在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多将其作为一种静态的伦理原则加以阐释,侧重于规范层面的内容分析,而对其内在的运行机制,尤其是其作为一种“活法”所蕴含的灵活通变智慧,尚缺乏充分的理论发掘。

与上述研究格局形成对照的是,近年来关于“活法”理论的研究为重新审视传统思想中的动态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论参考。据我考索,“活法”之论,起源于胡宿,实践于苏轼,建构于吕本中。苏轼虽未直接使用“活法”一词,却将这种思想“扩充拓展到极致,应用到极致”。“活法”之“活”以灵活、变通、革新为要义,以通变为本质,以词达为目标,其精神实质远超文学创作技法而具有方法论层面的普遍意义。“活法”不仅是一种诗学理论,更是一种贯穿于人生实践与文化传承之中的乐观、开放、积极的生命姿态。与“活法”相呼应的是“活力”这一概念。“活力”作为“活法”精神得以实现的自然结果与外在表现,指向思想体系所呈现的蓬勃生机、自我更新能力与跨时空的感召力量。

将“活法”与“活力”引入曾子忠恕之道的研究,揭示其静态伦理原则表象之下的动态运行机制,为理解儒家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一种新的阐释路径。就实践层面而言,通过发掘忠恕之道中蕴含的“活法”智慧,可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活力”,为中华文明参与全球文明对话并贡献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资源,提供有益的思想之灯。

一、尽己推己:忠恕之道作为“活法”的内在机制

忠恕之道在曾子思想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曾子以“忠恕”概括孔子“一以贯之”之道的精髓,这一论断揭示了儒家伦理得以在日常实践中持续运行的逻辑。忠恕之道的根本运行逻辑超越了固定行为规范的范畴,呈现出动态的、关系性的实践智慧品格。践行忠恕之道,行动者在每一次面对他人时都需要做出独立的判断,如何才是“尽己”,如何才是“推己”,答案取决于具体的人、具体的事、具体的处境。这种持续地在具体情境中做出恰当判断的要求,使忠恕之道避免沦为僵化的道德教条,而呈现为一种生动的“活法”。

(一)“忠”的实践智慧:在关系中“尽己”的灵活判断

“忠”在曾子思想中占据着基础性的位置。曾子将“忠”置于“为人谋”的关系性情境之中加以理解,《论语》所载“为人谋而不忠乎”的自省命题,已将“忠”明确指向在具体的人际交往中“尽己”的实践。同一个“忠”字,对君主的“忠”体现为犯颜直谏,对朋友的“忠”体现为诚信不欺,对子弟的“忠”体现为言传身教,其核心精神“尽己”始终如一,而实现这一精神的具体方式则因对象与情境的差异而各有不同。

“尽己”之“尽”本身就包含了一种趋向极致的动态指向。它是一种持续的、朝向完全的逼近过程。在每一次“为人谋”的具体实践中,行动者都需要审视自己是否已经竭尽所能,是否还有未尽之心、未尽全力。这种持续的自我审视使“忠”的实践保持了内在的开放性。行动者永远不能说自己的“忠”已经达到了无可追加的顶点,因为在新的情境中,对“尽心竭力”的理解可能被重新界定。曾子本人正是这种“忠”的实践智慧的典范。史载曾子临终之际,“曾元抱首,曾华抱足”,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以对弟子的教诲履行着作为师者的“尽己”之责,这份至死不渝的尽心正是“忠”作为“活法”的最深沉的表达。

“忠”在曾子思想中还体现于一种关系性互动中的双向成全。《大戴礼记·曾子立事》论交友之道曰:“君子不绝人之欢,不尽人之礼,来者不豫,往者不慎也。去之不谤,就之不赂,亦可谓忠矣。”君子之交不以利益为纽带,而以德义相成。不依赖外在的甜腻与奉承,而在于各自以最真诚、最尽心的方式相互成就。这种“尽己”并非自我牺牲式的单向付出,而是在成全他人的过程中同时完成着自我的挺立与完善。“忠”的实践在每一次真诚的交往中被激活,在激活中又不断推动着行动者向更充分的“尽己”迈进。由此,“忠”获得了一种双向的活力,它在成全他者的同时也成就着自身,使道德主体在关系性互动中不断趋于充盈与完满。

(二)“恕”的通变智慧:“推己及人”的关系性推理

如果说“忠”指向的是在关系中“尽己”,那么“恕”指向的则是由此出发的“推己”。曾子对“恕”的贡献在于,他将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否定性表述,转化为一种积极的、具有推扩能力的实践原则。“恕”的核心逻辑不是简单地避免对他人的伤害,而是以自身的感受为起点,通过换位推理去主动理解他人的处境、需求与情感。这一逻辑预设了人与人在根本感受上的相通性,同时又尊重每个人具体处境的差异性。“恕”因此是一种在具体关系中反复进行的换位思考活动。

“推己及人”之“推”字,已经蕴含了丰富的“活法”意涵。推的动作意味着从一个已知的起点出发,朝向未知的领域延伸。在“恕”的实践中,这个已知的起点是行动者自身的感受与判断,未知的领域则是他人的内心世界。行动者必须借助“推”的力量,将自身的感受投射到他者的处境之中,从而获得理解他者的可能。这种“推”的活动不可能一劳永逸,因为每一次面对的都是不同的人、不同的处境,上一次的换位思考经验无法直接复制到下一次的交往之中。正是这种不可复制性使“恕”的实践始终保持着灵活通变的品格。行动者在每一次交往中都必须重新“推”、重新理解、重新判断,而不能依赖任何既定的模式或惯例。

曾子论“恕”时常与“仁”相联系,认为“恕”是通往“仁”的实践门径。通过“推己及人”的持续练习,行动者的心胸逐渐拓宽,对他人处境的体认日益深切,最终达至“仁者爱人”的境界。“恕”因此具有一种自我超越的内在趋向。它不是停留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底线伦理层面,而是朝向“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积极境界不断上升。这种自我超越的趋向使“恕”的实践始终处于开放的运动之中,避免了对任何固定行为模式的依赖,本身就是“活法”的体现。

(三)“忠恕”的一体两面:动态平衡中的“活法”结构

“忠”与“恕”在曾子思想中各自具有独立的思想内涵,二者之间又内在关联。曾子将“夫子之道”概括为“忠恕而已矣”,用一个“而已矣”将“忠”与“恕”合为一体,说明在曾子的理解中,“忠”与“恕”并非两种各自独立的德行,而是一个完整实践结构的两个面向。

“忠”与“恕”相互支撑,缺一不可。缺乏“恕”的“忠”可能走向自以为是的独断。一个人若只知“尽己”而不懂得“推己”,他所认定的“尽心竭力”便可能只是基于自身立场的单向判断,未必真正符合他人的需求与期待。这样的“忠”虽不可谓不诚,却可能因缺乏对他者的体认而南辕北辙。反之,缺乏“忠”的“恕”则可能流于无原则的迁就。一个人若只知“推己”而不以“尽己”为根基,他所做的换位思考便缺乏一个坚实的主体作为出发点,最终可能在他者的各种诉求中丧失自己的立场与判断。只有“忠”与“恕”相互支撑、相互制衡,道德实践才能既有坚定的方向又有灵活的调适空间。

“忠”与“恕”的动态平衡构成了忠恕之道作为“活法”的最终机制。在每一次具体的道德实践中,行动者既需要以“忠”的要求审视自己是否尽心竭力,又需要以“恕”的工夫去体认他人的处境与感受;既需要以“忠”所提供的方向感来定位自己的行动,又需要以“恕”所提供的开放态度来调整自己的判断。“忠”与“恕”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有张力的平衡,这种平衡只能在具体情境中被反复寻求。每一次成功的道德实践都是一次新的平衡的达成,而每一次新的情境又要求重新开始这一寻求平衡的过程。忠恕之道正是凭借这种内在的动态平衡结构,才得以避免沦为任何一种固定的道德教条,而始终保持为一种活的、能够应对千变万化的具体处境的实践智慧。

二、内生动力:忠恕之道驱动的自我更新与生命活力

忠恕之道在曾子思想中不仅是一套灵活通变的实践智慧,更是一种能够持续释放精神活力的内生动力机制。“忠”与“恕”在动态平衡中构成的“活法”结构,使道德实践始终保持着应对具体情境的灵活品格。一种思想体系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其结构上的灵活性,更在于它能否为践行者提供持续向前的精神动力。“吾日三省吾身”的自我校正逻辑、“仁以为己任”的生命担当以及从修身到天下的层层推扩,共同构成了忠恕之道释放“活力”的三重路径。

(一)“三省吾身”的自我校正:忠恕逻辑的内向转化

曾子“吾日三省吾身”的命题,历来被视为儒家内省修养的经典范式。然而,将“三省”仅仅理解为一种道德自律的规训方式,可能忽略了其中蕴含的活力机制。“三省”所省察的三项内容,“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分别指向对事、对人、对己三个层面的审视,而其内在的逻辑正是忠恕之道从外向实践向内向反思的转化。

“忠”的反省首先体现在“为人谋而不忠乎”这一问。“为人谋”意味着行动者处于一种与他人相关的关系性情境之中,“不忠乎”的追问则要求行动者返身审视自己在这一关系性情境中的表现是否真正做到了尽心竭力。这种审视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日”复“日”地进行的。“日”字意味着“三省”已被曾子内化为一种每日必行的生活节律。正是在这种日复一日的反复审视中,“忠”的实践获得了一种持续的自我校正机制。前一日所未尽的忠心,后一日可以补足;前一日所忽视的未尽之处,后一日可以留意。这种持续的校正使“忠”的实践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完善过程之中,避免了对任何既定的“尽心”标准的固守。

“信”的反省则与“恕”的推己及人逻辑相通。“与朋友交而不信乎”所追问的“信”,不仅是对承诺的遵守,更包含了以诚待人的推己意识。朱熹释“信”为“以实”,侧重诚实无欺;但若从交往互动的维度来看,“信”的实践亦内在地要求以己度人、推己及友的换位意识。与朋友交,能否以自己对诚信的期待去衡量自己的言行,能否设身处地地思考朋友所期待于自己的是怎样一种交往方式,这些追问都指向了“恕”的换位思考能力。“三省”将“恕”的逻辑从外在的交往实践引入内在的自我审视,使行动者在每一次反省中都重新体认自己与他人之间的诚信关系。这种持续的体认使“恕”的实践避免沦为一种机械的、自动化的交往模式,而始终保持着对他者处境的敏感与开放。

“传不习乎”作为“三省”的第三问,具有更为深层的意义。“传”是所接受的师道,“习”是对所传之道的温习与践履。这一问将忠恕之道的逻辑从人际交往扩展到了学统传承的维度。行动者需要审视自己是否将所受之道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是否在日复一日的“习”中使前人所传之道获得了新的生命。这一问揭示了忠恕之道所释放的活力的另一重要来源:它不是封闭于个体自我修养的圈子之内,而是通过“传”与“习”的循环获得了代际延续的可能。每一代人都以“忠”的态度对待前人所传之道,又以“恕”的态度将其与自己所处的时代情境相融合,从而使传统保持为一种活的、持续更新的存在。

(二)“仁以为己任”的精神动力:从“尽己”到“死而后已”

如果说“三省吾身”展示了忠恕之道如何在日复一日的自我审视中释放活力,那么曾子“仁以为己任”的著名宣言则揭示了忠恕之道所蕴含的更为宏大的精神动力。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段话将“忠”的逻辑从具体事务中的“尽己”扩展为对一种价值理想的终生承担。

“仁以为己任”中的“为己任”三字,已经将“忠”的“尽己”之义推至极致。“忠”在具体事务中的表现是“为人谋”时的尽心竭力,而“仁以为己任”则将这种“尽心”的对象从具体的事务提升为整个人生所朝向的价值理想。以“仁”为自己的“任”,意味着行动者将践行“仁”、实现“仁”视为自己不可推卸的人生使命。这种使命感的获得,使“忠”从一种在具体情境中被反复激活的实践智慧,转化为一种持续贯穿整个人生的精神定向。行动者不再需要在每一个具体事务中重新追问“如何才是尽己”,因为“尽己”已经在“以仁为任”的自觉中获得了终生致力于仁道的践行与弘扬的答案:

“弘毅”二字揭示了这种精神动力的内在结构。“弘”指胸怀的宽广,一个以“仁”为使命的人必须具有包容天下的胸襟,不能局限于个人的得失计较。“毅”指品格的强毅,一个以“仁”为使命的人必须具有不因外力而动摇的坚定意志,不能在困难面前退缩放弃。“弘”与“毅”的结合,使行动者既保持着对他人、对天下的开放态度,又保持着对价值理想的坚定持守。这种结合本身就体现了忠恕之道的“活法”智慧在人生整体层面的展现:没有“弘”的“毅”可能走向狭隘的固执,没有“毅”的“弘”可能流于无原则的随波逐流。只有“弘”与“毅”相互支撑,行动者才能在漫长的人生旅程中既不迷失方向又不失去灵活。

“死而后已”为这种精神动力划定了时间性的边界。这一表述中的“已”是停止之义,“死而后已”意味着只要生命尚未终结,对仁道的践行就不应当停止。“死而后已”赋予忠恕之道以终身的、不可中断的持续品格。它是一种需要持续一生直至生命终点的坚守。曾子本人正是这种“死而后已”精神的最生动的践行者。史载曾子临终之际,仍然以“吾知免夫”的自觉检视自己的一生,这份至死不渝的坚守正是“仁以为己任”的精神动力在生命终点的最后释放。

(三)从修身到天下:忠恕之道的实践推扩与活力释放

忠恕之道的活力不仅体现在个体生命的时间性延续之中,也体现在其实践范围的空间性扩展之中。曾子与《大学》的密切关联,《大学》所构建的“修齐治平”体系,其内在动力正是忠恕之道的层层推扩逻辑。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条目,展现了一条从内而外、由近及远的实践推扩路径。在这一路径的每一个环节中,忠恕之道的逻辑都以不同的方式发挥着作用。“修身”要求行动者以“尽己”的态度面对自我修养的工夫,“齐家”要求以“推己”的方式将修身所得运用于家庭伦理之中,“治国”与“平天下”则要求将这种推己及人的逻辑进一步扩展到更大的社会政治共同体之中。每一个环节都是前一个环节的延伸与拓展,每一个环节也都要求忠恕之道在新的实践领域中被重新激活、重新诠释。

“修齐治平”的推扩并非一个单向的、自动完成的过程。从修身到齐家需要“推己”的自觉努力,从齐家到治国需要更大幅度的推扩,从治国到平天下则需要跨越更大的伦理空间。每一个推扩的步骤都面临着新的挑战、新的不确定性和新的灵活应对的要求。一个在家庭中能够善尽孝慈的人,未必能够自动地将这种伦理智慧运用于治国理政之中;一个能够治理好一方之国的君主,未必能够自动地将这种治理智慧运用于天下秩序的构建之中。正是这种跨越的困难与不确定性,使忠恕之道在每一个新的实践领域中都需要重新学习、重新调整、重新寻求动态平衡。这种反复重新开始的过程,恰恰是忠恕之道活力持续释放的真正源泉。

忠恕之道从修身到天下的层层推扩还揭示了“活法”的活力具有无限延展的可能。修身层面的忠恕之道与平天下层面的忠恕之道,在根本逻辑上是一致的,但在具体应用中却呈现出极其丰富的变化形态。这种“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的特性,使忠恕之道既保持了根本价值的稳定,又为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创造性应用预留了充分的空间。忠恕之道之所以能够跨越两千余年的历史长河而始终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正在于它不提供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方案,而是提供一种可以在任何时代、任何文化中被重新激活的实践智慧。

忠恕之道所蕴含的“活法”智慧与“活力”机制,为理解传统思想的当代生命力提供了一条值得深究的路径。纵观曾子忠恕之道的完整结构,从“尽己”与“推己”的动态平衡,到“三省吾身”的自我校正,再到“修齐治平”的层层推扩,这一思想体系展现出一种独特的存在方式:它不依赖外在的制度化保护而存续,不依赖文本的固定化解读而传承,它所依赖的是一种内在于其自身结构之中的生命力。正是这种生命力,使忠恕之道能够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被重新激活,在不同的文化土壤中被重新诠释,在不同的实践领域中重新释放其智慧。

三、推己及人:文明互鉴的方法论启示

(一)文明对话何以可能:忠恕之道提供的认识论基础

当代文明互鉴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一个认识论层面的问题:不同文明之间是否可能实现真正的相互理解?文化相对主义的兴起使这一问题变得尤为尖锐。如果每一种文明的价值体系都只是其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如果不存在任何跨越文明的共同价值基础,那么文明之间的对话便只能停留在各说各话的层面,任何深度的相互理解都将成为不可能。

忠恕之道的“推己及人”逻辑为回应这一问题提供了认识论基础。“推己及人”预设了一个人类在根本感受上具有相通性的基本前提。曾子虽然没有使用“人性”这一概念来系统阐述这一前提,但他的忠恕之道已经内在地包含了这一预设。一个人能够从自身的感受出发去理解他人,正是因为相信他人与自己分享着某些共同的感受能力与价值认知。如果没有这种共通的感受基础,“推己”便失去了任何可能的依据,因为从自己的感受出发完全无法推导出他人的任何状态。忠恕之道以实践的方式确认了这种共通的感受基础,它不是通过理论的论证来证明人类具有共同的本性,而是通过“推己及人”的有效实践来显示这种共性的真实存在。

这一认识论基础对于文明互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当不同文明在相遇时,忠恕之道的逻辑要求它们首先确认对方虽然有着不同的历史、不同的传统、不同的价值体系,但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表达方式,对方与自身分享着某些共同的关于美好生活的理解与追求的前提。这种共同的追求可能被不同的概念体系所表述,可能以不同的制度形式所实现,但它们在根本层面上是相通的。正是这种相通性使不同文明之间的深度理解成为可能,使一个文明能够从自身的价值体认出发去理解另一个文明的深层追求。

(二)对话如何展开:忠恕之道提供的实践方法论

对话应当如何展开,忠恕之道在这里提供了一套具体的实践方法论,可以概括为“立足自身,走向他者,回归反思”的三段式结构。

“立足自身”是对话的起点。忠恕之道的第一步是“尽己”,行动者必须首先对自己所持的价值立场有充分的认识与坚定的持守,才能够以真诚的态度进入与他者的对话之中。在文明互鉴的语境中,这意味着每一种文明都必须首先深入理解自身的历史传统、核心价值与精神特质。一个对自己的文明缺乏深入理解的文明,不可能在与他者文明的对话中提供有价值的贡献,也不可能在对话中保持自身的文化身份。“立足自身”不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闭关自守,而是任何有意义的文化交流所必需的前提条件。正如曾子的“忠”为“恕”提供了起点与动力,一个文明对自身的深刻理解为走向他者提供了方向与基础。

“走向他者”是对话的核心环节。忠恕之道的第二步是“推己”,行动者以自身的感受为起点,将其推扩到他者的处境之中,去体认他者的需求与期待。在文明互鉴的语境中,这意味着每一种文明都必须以开放的态度去理解他者文明的内在逻辑。这种理解不是将他者文明视为自身价值体系的印证或补充,而是努力从他者文明自身的脉络出发去把握其意义。真正的文明对话要求参与者暂时悬置自身的判断标准,进入他者文明的意义世界之中去感受、去体认。这种“走向他者”的努力本身就是一种“通变”的实践:行动者在保持自身价值根基的前提下,灵活地调整自己的理解框架,以使之能够容纳和领会他者的差异。

“回归反思”是对话的完成与新的起点。忠恕之道在“推己及人”之后并没有终止,推己的结果会反过来检验并校正“己”的理解是否恰当。在文明互鉴的语境中,这意味着每一种文明在理解了他者文明之后,需要回归自身进行反思:他者文明的哪些追求是自身文明所未曾充分关注的,他者文明的哪些智慧可以帮助自身文明解决所面临的困境。这种回归反思使对话不是一次性的交流事件,而是一个持续的、循环的、不断深化的过程。每一次走向他者都会带来对自身的新的认识,每一次回归反思都会为下一次走向他者提供更丰富的基础。正是在这种“立足自身、走向他者、回归反思”的循环中,文明互鉴获得了一种自我深化、自我超越的内在动力。

(三)“两个结合”视野中的忠恕之道与文明互鉴

将忠恕之道的文明互鉴意义置于“两个结合”的理论视野中审视,可以获得更为深层的理解。“两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理论命题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活化指明了方向,也为忠恕之道在文明互鉴中的定位提供了新的坐标。

在“第一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维度上,忠恕之道的文明互鉴意义体现为它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化表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西方现代化模式作为唯一路径的神话,展示了现代化可以在不同的文化土壤中以不同的方式实现。忠恕之道“推己及人”的逻辑为这一展示提供了方法论层面的支持:中国既立足自身的文化传统与中国具体实际,探索出了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又以开放的态度理解与尊重其他文明的现代化探索,不将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他者。这种既坚持自身道路又尊重他者选择的姿态,正是忠恕之道“尽己”与“推己”的统一在文明层面的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本身,就是以忠恕之道的“活法”智慧回应“文明终结论”与“历史终结论”的有力证明。

在“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维度上,忠恕之道的文明互鉴意义获得了更为深层的展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结合,正是因为二者在根本的价值追求上存在着深刻的契合。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儒家“仁者爱人”的理想在深层上具有一致性;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与儒家“修齐治平”的层层推扩逻辑在结构上具有相似性。忠恕之道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命题之一,它所蕴含的“推己及人”逻辑为理解这种结合提供了具体的方法论模型:从自身出发走向他者,在走向他者的过程中重新理解自身,最终实现自身与他者的共同提升。这一模型不仅适用于个体与个体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的交往,也适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深度融合。

“两个结合”视野中的忠恕之道揭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参与人类文明对话的独特资格。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在漫长的历史中持续保持开放而不失其文化身份,原因正在于忠恕之道所代表的“活法”思维早已融入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之中。忠恕之道既是中华文明处理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基本逻辑,也是中华文明在面对外来文化时既不盲目排斥又不被动接受,而是通过创造性的消化吸收使之成为自身有机组成部分的内在机制。佛教的中国化是这一机制的古代典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这一机制的现代典范。忠恕之道的“推己及人”与“通变化成”在每一次重大文明交流中都被重新激活,使外来文化在进入中国语境后发生了创造性的转化,也使中华文明在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获得了新的活力。这种跨越数千年的文明交流经验表明,忠恕之道不仅是中华文明处理个体间伦理关系的智慧,也是中华文明处理文明间交往关系的深层逻辑。

从文明对话的可能性确认,到对话展开的方法论建构,再到“两个结合”理论视野中的意义升华,忠恕之道在文明互鉴领域所释放的“活法”智慧呈现出清晰的层层递进逻辑。它首先回答了“对话何以可能”这一前提性问题,继而提供了“对话如何展开”的方法论指导,最终在“两个结合”的理论框架中获得了回应人类文明共同挑战的当代意义。忠恕之道以其“推己及人”的基本结构,为不同文明之间如何在保持各自文化身份的同时实现深度对话与相互成就,提供了一种来自中国思想传统的、经过历史检验的实践智慧。这种智慧的价值不仅在于它已经证明了中华文明在数千年间的持续活力,更在于它能够为正在走向深度融合的人类文明提供一种如何处理“一”与“多”、传统与创新、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思维方式。

余论

忠恕之道所蕴含的“活法”智慧与“活力”机制,为理解传统思想的当代生命力提供了一条值得深究的路径。纵观曾子忠恕之道的完整结构,从“尽己”与“推己”的动态平衡,到“三省吾身”的自我校正,再到“修齐治平”的层层推扩,直至当代语境中个人修养、社会治理与文明交往的多维回应,这一思想体系展现出一种独特的存在方式。它不依赖外在的制度化保护而存续,不依赖文本的固定化解读而传承,它所依赖的是一种内在于其自身结构之中的生命力。正是这种生命力,使忠恕之道能够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被重新激活,在不同的文化土壤中被重新诠释,在不同的实践领域中重新释放其智慧。

“活法”理论系统性地阐发揭示了文化创造力与规则意识之间的辩证关系。“活法”之“活”以通变为本质,而通变的前提恰恰是对“法”的深刻理解与尊重。忠恕之道同样呈现了这种“守正”与“通变”的辩证关系。它以“忠”守住了对价值理想的坚定持守,以“恕”保持了对具体情境的灵活应对;“忠”提供了方向的稳定性,“恕”提供了方法的可调性。二者之间的动态平衡使忠恕之道既避免了因过分灵活而丧失根本的虚无主义,也避免了因过分守正而丧失生机的教条主义。现代文明面临的一个深层困境正是“守正”与“通变”之间的断裂:传统被视为需要摆脱的负担,而重新确立价值确定性的努力又常常走向封闭与排他。忠恕之道的“活法”智慧为解决这一困境提供了别样的思路。它将“守正”与“通变”统一于动态的实践过程之中,将抽象的观念争论转化为“在每一个具体情境中如何做得更好”的实践追问。这一思路对于现代文明如何对待传统具有方法论层面的启发意义:传统不是需要被整体接受或整体拒绝的对象,而是需要在具体实践中被重新激活、重新诠释、重新赋予时代内涵的活的资源。

中华文明延续数千年而不竭的生命力,从深层看正得益于这种“活法”智慧的持续运作。从孔子“述而不作”的审慎态度,到曾子“吾日三省吾身”的持续自我审视,再到后世儒家“与时偕行”的通变精神,中华文明始终在“守正”与“通变”之间保持着动态平衡。每一次重大的文化转型都不是对传统的抛弃,而是在“守其正”的前提下“通其变”。忠恕之道所代表的“推己及人”逻辑,正是这种文明智慧的典范表达。“两个结合”为理解传统“活法”与现代文明的深度融合提供了最新的理论坐标。忠恕之道的“推己及人”逻辑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方法论功能:它以“立足自身”的态度坚守文化主体性,以“走向他者”的开放姿态接纳外来思想体系,通过持续的“回归反思”使二者在深度融合中实现共同提升。

忠恕之道所展示的“活法”与“活力”对于现代文明的永续发展具有三重启示。其一,它通过“三省吾身”的持续自我审视建立起内在于思想体系本身的校正与更新机制,任何文明要保持长久生命力都必须避免因自我固化而丧失应对新情境的能力。其二,它的“活法”从来不在抽象的观念层面运作,而是在具体实践中被激活、被检验、被传承,文明的活力最终扎根于日常生活的实践之中。其三,它的“推己及人”逻辑内在地包含了一种超越自我、走向他者的开放趋向,这种既立足自我又开放于他者的姿态,是任何一种文明在全球化时代保持生命力所不可或缺的品格。忠恕之道跨越两千余年而始终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这一事实本身已经证明:一种思想如果真正蕴含着“活法”的智慧,它的生命力就内在于其自身的结构之中。当忠恕之道的“推己及人”逻辑在“两个结合”的进程中被重新激活,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中被重新诠释,它所释放的便不仅是曾子一人的智慧,而是整个中华文明“守正”与“通变”相统一的深层逻辑在当代的又一次生动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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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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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明, 中国籍,西南民族大学原校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中共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四川省社科联第七届副主席,中国民族学会原副会长,中国民族学会学术委员、兼任中华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全球传播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文学、文论等。代表性著作《诗学“活法”考索》2019年12月出版,入选2021年商务印书馆上榜好书推荐。2021年,获四川省第十九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23年,商务印书馆第二次印刷。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出版专著6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4项。获省部级科研成果一等奖6项。

责任编辑:珈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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