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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5.12汶川地震灾区从来没有远离人们的视野——逝者坟冢前,树苗几经枯荣,震后新生的婴儿已长成学童,灾后重建的校舍和城镇拔地而起……但与肉眼能够感知的变化相比,对社会变迁和制度层面的变革的考量与讨论,也许更具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2008年,彼时的中国在迎接北京奥运,世界在期待一个更加文明开放、能与国际社会更好对话合作的中国。志愿者、记者、救援人员、公民社会的组织机构、国际援助者和海外媒体,乃至全球华语地区都曾全力以赴关注这片被灾难侵袭的土地。自地震灾难降临那一刻起,众多遥远的“局外人”的人生,亦已改变。在他们的凝视和惦念中,十年已逝,他们在哪里?他们经历了什么?他们曾倾力关注的问题,在今日之中国,是否还有意义? 媒体人和社会活动人士试图寻找的众多真相可有答案?捐款和国际社会的援助可曾落到实处? 一经唤醒便立刻达到最高点的中国公民社会建设,在“新时代”威权政治下,遭遇遏制、落至冰点亦或仍缓步前行?无数人当年的激情付出和十年持续不断的努力,是否换来了今天更好的社会运转机制? 汶川地震十年, 希望以更广阔的视角,更冷静的心态,退一步,写一组关于这些“局外人”的故事,回顾反思十年间的中国社会的变与不变。我们相信,在修复社会与人文精神建构的长路上,质疑、问责和反思才能激发出最好的进步力量,才是最具有普世精神的人类文明价值。 
2008年5月12日14時28分,四川汶川縣發生8.0級地震,成為1978年唐山大地震後,中國大陸傷亡最慘重的震災。 












十年前的中国,还处在聊天工具MSN盛行的前社交媒体年代。5月12日午后2点左右,灾难来袭。 几分钟内, “四川地震了!” 的消息在中国记者们的MSN上迅速传开了。 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上北京、西安、成都,甚至杭州、上海等地的网友纷纷表示有震感。正在广州出差的《南方周末》北京站记者张悦没有感受到社交媒体上所言的“震感”,但很快,地震专业出身的科学版编辑朱立远跟大家分析:这是一场不亚于唐山大地震的灾难。 当年26岁的张悦主动请缨,要求去现场报道。由于机票紧张及成都机场临时关闭,在时任总编辑向熹的支持下,张悦职业生涯中第一次乘坐头等舱,于地震当日傍晚抵达离震区较近的重庆机场。
2008年5月,离北京奥运会开幕只剩三个月。尽管那时还没有对地震报道实施全面严控,但中宣部还是下令,媒体不得前往灾区。在中国中部的一座省份,一位不愿意透露名字的记者告诉BBC中文,地震发生后,报社不让记者前往报道,一直强调“要等上面的通知”。尽管如此,当年处于鼎盛时期的中国南方报业还是派出大批记者第一时间前往现场。 港媒和外媒无法被宣传系统管控。10年之后,前香港有线电视记者、现香港浸会大学高级讲师吕秉权对灾区学校的惨状仍然记忆犹新。“后来有一个协议,给(遇难学生家长)慰问金,里面有一条,原本是4万,如果签字放弃追究,并感谢党和政府对抗震救灾的努力,就从4万变成6万。”吕秉权回忆起来仍然唏嘘不已。 
他從綿竹帶回來一塊磚,送去實驗室做質量檢測。用完後好多年,那塊磚一直放在他的辦公桌前。
呂秉權說,跑過中國新聞的香港記者,一分錢都不會捐。 他見過官方為拓寬車道,將十多公里的重建房屋拆掉。一間港府資助重建的學校,不到一年被改建成高檔商場。「種種跡像顯示,官方對捐款不太珍惜。」 2009年,他採訪豆腐渣工程,在四川被國保扣留。 國保拉著記者吃飯,點了吃不完的大魚大肉。 他問,這對得起災民和捐款者吗? 「他們跟我說,災區沒有你想象中缺錢。還不停手。」 這是對捐款的褻瀆-2013年,呂秉權在本地電台說。

天災可怕,但人禍更可怕;人禍背後,是更大的不公義。
现场到达重庆后,编辑发短信告诉张悦,四川的一个县城北川可能有8000人伤亡。震惊之余,张悦包车直驱北川。由于没在成都过夜,在北川封路前,张悦在天亮前进入了北川中学。 
“当时挖掘机和专业救援力量还没进去,很多老师和家长应该都在连夜挖人,多数人连铲子都没有,就是靠手刨。当时已经挖掘出了几十具孩子的尸体,没有装尸袋,小孩的尸体就堆在阅报栏旁边的草地上。这些13、4岁的孩子的尸体,是生生被老师和家长从废墟里拉出来的,很多都是衣衫不整、衣不蔽体。很难受,我只能避免自己不去看他们。”张悦说。 “5·12”大地震发生时,震中映秀烈度达到11度,6000多人遇难,小学与幼儿园只有少数孩子生还,校内建筑被夷为平地。由于孩子死亡众多,有父母看到自己的孩子是在火葬场,尸体太多,孩子们是几个几个一起烧的。
在震中徒步了两天一夜的前南方都市报记者卢斌仍然记忆犹新,他一进映秀小学的救援现场就哭了。“学校教学楼完全垮了,家长们在救援现场等待自己的孩子被刨出,过一会儿抬出一具孩子的尸体,随后有人痛哭,过一会儿又抬出一具,又有哭声。那些娇小的躯体,在巨大的水泥板和坚硬的钢筋中扭曲变形,有的家长在等候时,手里已拿着香和纸钱。”卢斌说。 “我在都江堰的时候,问当地一个妇女这边伤亡严重不严重,她用手指了指山上,满眼都是蓝色的救灾帐篷。她说,你看,有多少顶帐篷,就说明死了多少人。我说,帐篷跟人有什么关系?她说,政府说家里死了人的才可以安排帐篷。我看到了漫山遍野的帐篷。”中国河南的《大河报》特稿部记者朱长振说。 孩子震后的第一个6·1儿童节,家长们在得到许可后自发悼念遇难师生,但花圈6月2日即被城管烧毁,6月3日,家长接受采访时遭遇了暴力。中秋节,家长们祭奠孩子也遭遇了干涉。 “有一些做工程的家长给我们看学校教学楼的水泥,一掰就碎,好像饼干一样,而且水泥不纯,混有杂质。我们找香港的专家进行化验,发现水泥质量不达标,杂质太多,从现场结构来看,也不符合现在的校舍标准。”吕秉权说。 震后一年,地方政府开始给失去孩子的家庭都发放救助金。这笔资金由四川青少年基金会、四川少儿发展基金会、四川教育基金会联合发起向社会募集。然而,领这笔钱之前,家长必须签署一份官方拟定好的“自愿申请书”,其中特别提及:“我及家人也理解到都江堰市地震烈度超过设防标准,地震是导致房屋垮塌的直接原因,难以通过对倒塌房屋的质量鉴定追究责任。” 为劝说家长签署申请书,很多人都被动员起来,每个家庭都有专人长期关注。卢斌获取的一名家长无意中捡到的一张“新建小学遇难学生家长稳控日报表”显示,填表时间为2008年8月20日,该表记录了家长当天的活动状况。
“后来有一个协议,给慰问金,里面有一条,原本是4万,如果签字放弃追究,并感谢党和政府对抗震救灾的努力,就从4万变成6万。”吕秉权说。 “追踪国家的调查报告,最后结论非常无赖,官方称因为地震威力太大,余震把现场的瓦砾多次破坏,到最后已经没法判断究竟有没有质量问题。大约官方的说法就是死无对证。”吕秉权说。 痛失孩子的家长们开始了漫长的维权路,至今未停。2017年,聚源中学遇难学生的妈妈周兴容在接受香港有线电视采访时称,因多年坚持为遇难的孩子讨说法,2016年,家里曾遭遇“泼红漆、扔炸药”。 管控震后三周年当日,《南方都市报》发表了著名的社论《躺在时间的河流上怀念他们》,悼念地震中遇难的人们。社论其中一段写道:“我们答应过要念念不忘,要生生不息。我们做了很多,又做得太少。迷途不返的人,你们在哪里?我们点燃的光能否照亮你们的路?我们无法做得更多,只好摆上铁做的十二生肖,敬上瓷做的瓜子,象征且祭奠你们凝固了的生命。” 复制的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瓷瓜子都是艾的艺术作品,外界有解读南都是在借机挺艾。艾在地震后曾发起公民调查,向各界征集地震死难学生资料,如姓名、学校、年龄、班级等。他也多次赴灾区拍摄记录片,采访了遇难学生的父母或亲戚。据艾统计, 共有7,605名学生在512地震中遇难,但四川省在2009年公布的遇难学生人数为5,335人。 “瓷瓜子等是为了修饰表达,那时艾在媒体上还没有被禁止。我写的时候并不是说要声援他,我是为了文学修辞。我参加过他的活动,但我写的时候的确跟他没关系,这是一种偶然。一味在这里找意义,有点过于解读了。”前南都评论员、《躺在时间的河流上怀念他们》一文作者宋志标说。 很快,这篇社论就被从南都官网删除了。写完社论休息两天后,宋志标去上班,被通知“不能再继续写了”。 “没有书面通知,说是当时的宣传部长看到了,觉得有问题。三周年之际正在做灾区重建成果展,他们觉得稿子的情绪还是在缅怀,跟喜庆的氛围不搭。”宋志标说。 在部门做了书面说明后,上级还是决定处理宋志标,此后,南方报业集团跟宋解除了劳动合同。 宋志标也承认,尽管如此,当时整个舆论环境还是相对自由,宣传部的禁令强度也不是特别高。但2012年之后,中宣部对媒体的管制全面升级,直至今天。 外媒和中国媒体的境遇有些不同的是,汶川地震发生后,外媒一度感受到中国的媒体管控放松,报道受到限制变少。 知名中国媒体人王志安在地震后撰文称,此次汶川地震,政府对境内外媒体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态度,政府对媒体的管理,由过去的采访限制型管理改为口径管理。王志安认为,因为当时政府吸取不久前的"西藏事件"的报道经验,完全禁止境外媒体报道,造成对西藏的报道多有失实;相反,极少数在藏区的外国记者发回的报道,却相对客观中立。 呂秉权则提醒,当时媒体报道有所放宽,但并非完全放松不管。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外媒记者报道"豆腐渣工程"等问题管控越来越严。2009年,呂秉权回到四川进行后续报道,一到德阳(因学校“豆腐渣工程”上访的绵竹家长所在地)就被国保抓了。"我们都习惯了,照常去应对,希望尽快脱身。"随后的采访则一直在国保的陪同下完成。 对外媒来说,汶川地震后有限的开放并非媒体环境改善的开始,而是媒体环境不断收紧过程中的一个例外。 “对于大多数在中国的外国记者而言,汶川地震是中国媒体环境的一个高点。当时并不是完全没有限制,也有路障,一旦越过路障采访就顺利多了。我还遇见两个警察递给我们两罐啤酒。”时任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记者(ABC)的麦迪文说,“从那个高点开始,外籍记者普遍觉得,在中国采访环境一路下坡,人们也越来越不愿发声。” 十年 
十年间,朱长振每年都去震区回访,有两年他是自费前往,“因为放不下”。 “我持续回访,是为了不被遗忘。十年来,灾区物质上变化很大,不管是援建速度还是援建质量,可能只有中国才能做到这样,因为是举全国之力。”朱长振说。 十年来,朱长振关注了十户家庭,每年都去记录这些家庭的变迁。因为种种原因,他目前只能联系上六户家庭。 今年,张悦供职的新公司派了一个摄制组去北川拍摄。当局在十周年之际对媒体高度紧张,张悦的同事被查了,“因为现在不是随便就能进入北川老县城的”。“这些年轻人看到遗址时都哭了。他们仍然能感受到那里曾经发生过什么,感受到很多人类共有的情感的震动。”张悦说。 十周年之际,中国主流媒体有很多对灾区重建成果的报道。上海《新民周刊》称,“映秀早已涅槃重生,焕然一新”,并介绍映秀一家“习总书记来过的这家店到底有多火”。目前,中国社交媒体上最火的一则关于地震十周年的帖子内容,是当年的一名幸存者寻找一名帮助过他的志愿者。 然而,媒体鲜能问责。直至今日,中国民间都没有真正的对那场灾难的可被允许的纪念。那些媒体念念不忘的细节的答案,仍然在风中飘荡。 “跟他们的苦难相比,我们是完全没事的,虽然(采访时)有余震,有挨饿,但这些根本就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但那些苦难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只能尽自己的职责,尽量的去反映报道。”吕秉权说。 
2008年,中國首次對海外專業救難隊敞開國門 日本、俄羅斯、韓國、新加坡、香港、台灣的救援隊在四川搜救。Bailey是一隻來自台灣的搜救犬。


汶川地震一發生,台灣人歐晉德馬上應台灣紅十字會的邀請,準備趕赴災區。台灣隊伍在地震當天就集結完畢。 第三天,中國紅十字會發來求助。抵達災區已是第五天。 錯過黃金72小時,現場滿鼻腐爛氣味,挖到的都是屍體。 「第六、七天,大家都已經覺得沒什麼存活的希望了。」 搜救犬Bailey也情緒低落。「Bailey一開始動靜很快,但後來很安靜走出來,我們就知道,『唉,又失望了』。」 第七天,應災民馬先生請求,他們到了一棟大樓。 
台灣搜救隊在瓦礫中救出的小狗 Bailey興奮搖尾。隊員們挖到天黑,只能救出兩隻小狗,是馬家的寵物。未能看到親人,馬先生謝過隊員,抱著小狗離開了。 沒能救出活人,在隊員心中留下遺憾。 那年10月台灣紅會成立重建辦公室,救援隊的陳大誠在災區一待三年。 他認為中國地震救災進步很快:汶川地震後陸陸續續成立很多搜救隊,搜救能力、速度都強化了很多。 歐晉德已年過70,從高鐵公司退休。 陳大誠當年是志願者,如今已是台灣紅會老員工。 Bailey在寄養家庭終老,高齡去世。 災區資源不均,「明星災區」的幼兒園一個孩子收到六個書包,偏遠災區的一個都沒有。 混亂中,民間力量開始學習。曾任香港紅會的林傳芃說,境外NGO的操作專業而規範,草根NGO學得很快,「進步神速」。 潛藏的民間力量,在汶川震後走入主流;此後數年,「公民社會」、「公益」成為熱詞,民間力量蓬勃發展。但風向很快轉變。 一些地方官員開始認為志願者是「攪局」。震後一年內,政府接管大部份NGO庇護、重建項目。 2012年,「公民社會」成為敏感詞。 2014年,大批NGO遭針對性打擊,多人被關押。 2016年,《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通過。 回頭看,『公民社會元年』真的來過嗎? 
公益工作者寇延丁在「極重災區」青川,幫助近200個因震傷殘青少年。其中一個女孩生於5月12日,在13歲生日當天因震失去左腿。
因為當地人的偏見,她一度失學;寇的NGO幾經波折,幫她再就學。女孩後來給志願者寫信說,地震讓他們相識,令她感到幸福。
「這就是很多人在這條路上,九死不回的原因。」 在地震的廢墟中,關注環保與社會公共事業的活動人士譚作人看見被砸爛的文具。譚作人撿起一把爛笔,對同行記者說「我一定要對得起這些筆。」 2008年12月,譚作人開始細查校舍倒塌原因,四個月後他被逮捕,判刑五年。 四川政府公佈的遇難學生情況,只有人數,沒有名字。 2014年,譚作人出獄。他認為自己沒有做錯,決定繼續調查學校建築質量。 他發出《公民建議書》,多次投書不同的國家機關和部門,不是被拒收就是無人認領。 他勸家長不再上訪,通過司法途徑去討公道;三四年里,沒有一宗案子被法院立案。 「由於堅持為孩子討個公正,家長們成了影響穩定份子、重點管控對象。」他說。 
在廢墟中,死了多少孩子?倒塌學校是不是豆腐渣工程?地震後,有些人開始了追問之路,一走就是十年。 2018年地震週年前夕,汶川政府宣佈,將5月12日定為「感恩日」。

十年後的譚作人,剃光了絡腮鬍。他繼續調查校舍質量,只做這一件事。 妻子王慶華說,他們是戰友。 
「對我們來說每年只有一個512,但死了孩子的家長們,他們天天都是512。」

清華大學一項研究指,652億捐款中,八成流入政府賬戶。
從極其有限的官方統計數據中,媒體發現,652億款項中,只有151億元被公佈使用明細,其餘501億元流向不可考。 2008年,設計師西蒙(化名)25歲。他捐了自己半個月工資,1000元人民幣。「我第一次捐那麼多,也是最後一次捐那麼多。」 三年後,一名為郭美美的女子在網上炫富,她自稱「中國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引發對中國紅會的信任危機;當年中國紅會獲得的社會捐贈,較上一年少近六成。 同時遭遇信任危機的,還有台、港地區捐款的流向。 (災難)不是應該國家應對的嗎?每年對外捐贈那麼多。出了事就號召民眾捐錢,捐出去的錢用到哪裡都不知道。
西蒙 專家認為,未來中國慈善還是要發展平民慈善;但在捐款流向未透明、信任不斷被挑戰的現狀下,這條路還長。 全文/捐贈者篇:怎麼捐?捐給誰? 眾生·十年中國的五個瞬間




12的官方傷亡人數,停駐在2008年9月: 全國69227人遇難, 374643人受傷, 17923人失蹤。 此後十年,數字未曾更新。 

「…對當中的生命個體而言,這太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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