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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通过亲身经历对50年前铜奔马及雷台汉墓文物从如何发现挖掘到如何隐瞒私藏;从如何收缴保护到如何清理运送等方面作了比较具体系统地叙述,藉以澄清事实,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铜奔马发现已经50个春秋了,50年来,它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永远放射着耀眼的光彩!正如我国当代诗人臧克家先生在《踏燕追风铜奔马》一文中所赞美的那样:“这只铜奔马,是条神龙。以世界为场所,飞奔绝尘,引人注目,博得喝彩。它是中国灿烂文化的精品,它是优美的艺术杰作,它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它为社会主义社会大放异彩。”。 铜奔马是如何发现和保护下来的?这个问题,国内外都很关注。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位先生,曾给武威文管会来信询问:“铜奔马是洪水冲刷出来的?是地震摇撼出来的?是暴力主义者抢夺出来的?还是文物工作者保护下来的?”外国人不清楚,就连我们本省、甚至当地的文史工作者也不完全了解。2011年10月政协武威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的《武威文史》在“亲历亲闻”栏目内就刊载王勤台、汪晓萍二位先生《郭沫若与铜奔马》一文说:“1969年10月,武威县(现改为凉州区)新鲜公社新鲜大队第十三生产队的社员在城北1公里处的雷台观建筑物台基下挖防空洞时,挖掘出一座墓葬,发现了一批铜车马及其它陪葬器物近百余件。文化馆文化干部党寿山闻讯立即向省博物馆报告。省博物馆于1970年先后两次派赵之祥、魏怀珩与党寿山协作,将这批文物运到省博物馆收藏。”两年后,中央电视台于2014年7月28日《国宝档案》栏目在《揭秘铜奔马》的题目下就衍变成:省考古研究所的专家来武威,拯救了包括铜奔马在内的这批文物。《揭秘铜奔马》中是这样说的:党寿山汇报后,“不久,省文化厅立即派省考古研究所专家来到武威,对古墓进行了详细勘察,初步断定该墓葬的年代为东汉晚期。专家们还在墓葬里清理出了设计精美、造型独特的铜莲枝灯、铜壶、铜尊、铜熏炉等。在墓葬的后室又发现了四枚银质印文是××将军的龟纽银印。”“甘肃省文物考古专家的到来,拯救了雷台大墓和众多文物,使得铜奔马等珍贵文物摆脱了当废品卖掉的命运。随后,甘肃省有关部门决定,把雷台大墓出土的文物全部调往省博物馆保存,毫无疑问铜奔马也在其中。”1971年9月,“在甘肃省博物馆里,郭沫若被一组青铜车马仪仗俑深深地吸引住了,紧盯着仪仗俑前面的领头马仔细观赏。”“这件文物就是现在已经大名鼎鼎的铜奔马,郭沫若命名为‘马踏飞燕’”。“亲历亲闻”者和极具权威的《国宝档案》这样一“揭秘”国宝,国内外都知道铜奔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现和保护下来的。“马踏飞燕”是郭沫若命名的。 事实究竟如何?这还得从50年前说起。 
1969年9月,正是全国上下响应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到处都在挖防空洞,准备打仗的时期。武威县新鲜公社新鲜大队第十三生产队也选择雷台观的台基下挖起防空洞来。雷台观,座落在武威城北1公里的一处南北长106、东西宽60、高8.5米的长方形夯筑土台上。据考证,此台即灵钧台。清乾隆《武威县志》称:“灵钧台,城北,晋张茂筑。”1956年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因为台上建有明清时期的雷台观,人们习惯叫雷台。雷台下面挖防空洞的时候,也正是文化大革命进入“刮十二级台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高潮时期,不少人缺乏文物保护意识,甚至有人就把文物当作“四旧”。 防空洞是在雷台的东南角下向西北方向开挖的。从8月19日开始,一个月零四天后,于9月22日上午在靠防空洞右面一侧发现了砖砌的古墓。这时候生产队会计杨发祥让地富成员出防空洞参加学习班,只留杨发财、蔡耀、王明三人继续挖砖墓。“通”的一声巨响,砖墓开了一个洞,他们挑着电灯泡投进洞里,乍一看,墓中是一片绿锈色,仔细一瞧,尽是铜车、铜马、铜人。怎么办?王明说:“挖到雷坛里了,这是‘镇物’,把洞口封了吧。”会计不但不听,反而说:“往大里挖”。王明借故头疼出去了,会计带头从挖大的洞口溜下去,紧接着杨发财、蔡耀也跟着下去了。墓很深,有前室、中室、后室,前室有左右耳室,中室有右耳室,他们挖开的洞,就在前室的右耳室 ,“里面除有铜车、铜马、铜人外,再就是摆的坛坛罐罐,还有叫不上名字的各种‘铜货’,地上铺的是一层麻钱子(铜钱币)”。三人一个个“参观”完以后,会计即向生产队革命领导小组王红上组长汇报了这一“重大发现”,并与队长一起又“参观”了一次古墓。就在当天下午,组长自己守防空洞口,私下通知社员杨发财、蔡耀、朱发元,会计杨发祥,出纳、保管、原政治指导员蔡金全等人,在昏暗的灯光下开始挖掘文物。他们是如何挖掘的呢?蔡耀说:“下午五点钟,说要取这个东西哩,我装着哩,会计、朱发元登(记)着来,杨发财、蔡金全扛着来。铜坛子里有水哩,有些人舀了些。别的东西完全登掉了,马上的鞍子这些碎的很,没有写,装在麻袋放到库房里”。蔡金全说:“进到里面(指后室),我摸了一下棺材板,掀着起来,让杨发财就挖。我看下面板上是一层子灰,一铁铣铲出来,是三个名章,摔给张万福他拿上;又铲,是手枪啊不是的东西;又铲,是簪子;又铲,是泡儿;再铲,是砖头,挖了两块,又抽了两块,我让杨发财用铁铣蹬,我摸是土,就说出去走,斜里横里地拉了三车车子,一样儿也没差”。就这样,他们在本无积土的砖室墓内用铁铣乱翻一通,把排列有序的铜车马俑和大批金、银、铜、铁、玉、石器等,在毫无包装的情况下,一古脑儿装进麻袋里,用架子车颠颠簸簸地通过墓葬前室右耳室新挖的洞口,走出防空洞,搬运到生产队库房,倒在一种压榨食用油的木箱里,秘密封锁起来。这样不但文物现场破坏了,文物的排列组合扰乱了,而且使一些易碎的文物也损失惨重:马蹄、马腿摔断了,马上所配的鞍鞯、蹬、缰及全套带衔的马套具碎了、掉了,至于木器、漆器、丝织品等易腐朽器物的残留痕迹,更是无影无踪,致使一些很有研究价值的资料散失了。 
把文物从墓中移放到库房里,总不是长久之计,第二天,会计和组长商量,召集生产队革命领导小组会议,让领导们集体讨论处理办法。会上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一种是砸了卖铜,买牲口。恰好当年生产队死了两匹马,这些铜马是天赐我们的,正好可以死马换活马;第二种是上缴国家,得奖赏,再买马;第三种意见比较折中,主张既不卖铜,又不上缴,存在库房,静观其变:过些时候,上级知道了,要拿走,我们就要赏钱;上级不知道,我们就卖铜买牲口。大家认为这个主意好,就照这么办。并且定了一条“纪律”:不准走漏“风声”。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没有多久,雷台下面挖出“金马驹子”的消息便不胫而走,很快在附近各地传扬开来,但是,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人们听到后也只是半信半疑,听听而已,谁肯多此一举,出面过问这件是是而非的事呢!这消息也传到金羊区政法干事张有同志的耳朵里。张有同志“文革”前是一位公安战士,我们曾多次配合保护国家文物,应该说是老相识、老搭档了。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也就是铜奔马出土27天后的10月19日这天,我俩无意中在县城北大街相遇。两人寒暄一阵后,他信口问我:“雷台下挖出金马驹子的事你知道吗?”他只知我是原县文化馆负责宣传兼管文物的干部,而不知“文革”中,文化单位合并为“毛泽东宣传站”,我是刚从“牛棚”里释放出来的“四类分子”,行动还受到限制,外面的事很少知道。他这一问,不禁让我感到愕然:身为文物工作者,当地出土金马驹子自己竟然毫无风闻。处于对工作的责任感,我俩不约而同直奔雷台,想问个究竟。当我们亮明身份,询问组长王红上、会计杨发财时,他们一口否认,都说没有此事。明明 看见电灯线从生产队办公室拉入防空洞,我们让其通电时,他们却借口没电,又被拒绝。 
在处处刁难的情况下,我和张有同志不得不用火柴点燃废纸,进入地道,从挖开的前室右耳室洞口爬向墓中。墓室内一片狼籍:铺地砖被揭开,后室腐朽的棺板被斜三横四地翻在一边,除前室绿釉陶碉楼、中室右耳室部分陶器,以及大量铺地钱外,再不见其他随葬品。然而,大型多室砖券墓和大量铺地五铢钱,包括剪边五铢的出现以及刚才的冷遇,从事十多年文物工作的我,明显地意识到在这座大型东汉晚期墓葬中,一定有更重要的随葬品已被转移,挖出了金马驹子的事并非虚传,眼前的情景不允许我们犹豫,我俩很快去公社和大队请来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王德喜,大队书记李明会。经过大家反复动员,队长王红上才让会计接通电源,陪我们仔细查看了墓室;又打开库房,从油箱里取出相互叠压、细小部件受残的大批铜车马俑和铜质用具。看到这么多造型优美、矫健生动的车马俑和种类繁多、制作精致的生活用具,惊喜之情,溢于言表。我们当时一方面对他们发现文物不立即上报,自行处理,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提出了批评;也对他们没有私分,集体保管,未造成大的破坏,给予了肯定。我们一一清点了数目,作了详细登记后,要求将所有文物运送到县文物收藏单位——毛泽东思想宣传站收藏保管。我当时收藏保护这批文物心切,首先考虑的是这批文物的安全,至于其他奖励还是处罚等事宜,只能请示上级有关部门后再作处理。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他们私藏这批文物的目的为了啥?就这样白白让你拿走吗?但在那个时候,提倡“政治挂帅,思想领先”,批判“金钱挂帅,物质刺激”。王红上组长心里想要钱,又不好明言,就是提出来,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到哪里去要这笔钱呢?于是组长便采取缓兵之计:“这样吧,既然是贵重文物,社员们挖了一场,让大家看一看再送如何?”我当时不知是计,心想,这个要求通情达理,还可乘机在群众中宣传党的文物保护政策。谁料,当我提出立即召集群众参观文物时,他又推故群众已经上地,不好召集,等第二天看过后再送不误。然而,第二天,第三天,甚至第四天,我接连到这里跑了多次,守候了几天,除碰到的是白眼和冷嘲热讽外,很难找到组长的影子,偶尔找到队干部,他们也是吞吞吐吐,找理由搪塞,不是说保管进城交电费,就是说保管外出卖甜菜。这个保管找到了,那个保管又不在,双道锁,缺一人开不成。经过几天的折腾,我终于明白了:他们是不见兔子不放鹰,让社员看文物,只是一个借口而已。我不能再这样等候了,在那个“横扫一切”的年代,破坏文物的事屡屡发生,此事如果继续拖延下去,可能会发生什么变故。10月23日,我骑着自行车急奔10公里以外的金羊区,仍然找到张有同志,请他帮忙,与他一起请来新鲜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王德喜、新鲜大队革委会主任梁德出面周旋,组长王红上才让保管打开库房。我们对出土文物全部登记造册,在金羊区张有、公社王德喜和大队梁德监交下,由组长王红上和贫下中农代表段云海、郑才、杨兴郑重向以宣传站代表身份的我作了移交。 
从这份《新鲜公社新鲜大队第十三生产队雷台下发现文物登记册》可以看出,当时的移交还是很认真的,不但有移交、接交单位和移交、接交人,还有贫下中农代表和监交单位、监交人;不但有名称、数量,还有类别、编号、单位、规格。虽然有的类别、名称不够准确,如把琥珀珠列在铜器类,名称为小圆珠;铃形金饰件,列在铜器类,名称为铜纽子;铜华盖,记为铜锅盖等等。还有些文物,如百余斤铜钱币,4个石龟,并没有登在册子中。但是,作为没有专业知识的农民,而且时间仓促,又在环境不佳的库房现场,能登记到如此程度,已经是很不错的了。登记册中只有铜器、陶器两大类,铜器编号1—33,152件;陶器编号1—4,19件,共计171件。 文物移交完了,13队的社员们也围拢在办公室门前,我高举铜奔马,举起武士乘骑、铜轺车,以当时的认识水平,向大家讲述了它们的文物价值和文物属国家所有的文物保护政策。广大群众纷纷议论:“只听说挖出了金马驹子,没见过,今天总算开了眼!” 
如何把这些文物运送到武威文物收藏地——文庙去,这又成了问题。我要求生产队王组长派出两人,拉两辆铺有麦草的农用架子车拉运,并答应支付误工补贴和运费 ,而组长却用生气的口气说:“生产队没麦草,也没架子车,”旁边有人也说:“不是说有奖赏哩吗?”在当时,武威农村没有电动车,这倒是可信的,如果说没有架子车,种麦子,没有麦草,是绝对没人可信的。明眼人一眼就看出,组长是在睹气。这时候,我只好用《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上的文物政策,好言相劝,让组长不要埋怨;而做过多年公安工作的张有同志则义正词严地批评起来:“你们私自盗掘古墓,不法办你们,就已经够宽大的了,你们倒还有功了?”在场的公社、大队领导也在动员,特别是大队领导带有命令式的“去把架子车派来!”王组长自知理亏,只好派两辆垫好麦草的架子车,由两名社员在我的照料下,装好文物向文庙送去。 
由于抢救这批重要文物时间紧迫,事先未能作周密安排,在通往文庙的路上,又出现了麻烦。一是出村后没有大道,只能通过弯曲不平的小路,特别是有一条深深的护城河堵在前面,虽然河中早已干枯,但架子车上下很不容易,稍有不慎,就有翻车的危险;况且两位社员,都怀着与组长一样的心情,是迫不得已拉运的,一路上牢骚满腹,一位姓文的社员,扬言要把文物倒入护城河中去。随车同行的我,这时再无人撑腰助威,只好忍气吞声,又是递烟,又是帮着推车,好说歹说,总算拉出护城河走到入城的大道上。二是大道上南来北往的行人多,车上的铜车、铜马赤裸裸地露在外面,半路上又找不到遮盖物,围观的人又多。我赶快让两位社员加快步伐,在大北街毛泽东思想宣传站办公地——县电影院门口停下来,托单位同事照看,自己一方面去库房找来破“四旧”破出的大褂、长袍盖在车上,一方面向宣传站革委会主任杨志远、副主任蒋维明同志作了这批文物移交前后的简要汇报;根据党的文物保护政策,又通过单位电话,当即将这一特别重要发现直接报告上级文物主管部门——省革委会政治部文艺办公室。 
车上文物包裹好后,围观的人没有了,我们很快就将这批文物拉运到宣传站管理的文庙文昌宫西廊房保管起来。这时候,操心、忙碌了几天的各级领导、干部和我才算松了一口气。这是这批文物的第一次移交和运送;是由生产队集体向国家文物收藏单位的一次移交和运送;也是一次比较曲折、艰难的移交和运送。 有人不禁要问:在当时那种形势下,生产队能够把全部文物移交和运送吗?他们没有私分和私藏吗?带着这个问题,我当天下午就向县革委会政治部黄克诚主任作了汇报,要求继续追缴文物。黄主任很果断,立即决定抽调由政治部干部寇永倬任组长,保卫部干部张义生和宣传站干部我组成的三人工作组,在公社、大队的配合下,赴十三生产队办学习班,继续调查文物出土情况。当时毛主席有指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10月27日到29日,在三天的学习班上,参与挖掘古墓的社员,一方面学习国务院公布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让大家认识:“保护文物,人人有责”,“如果发现文物,应当立即报告当地文化行政部门”,“一切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都有国家保护,不得破坏和擅自运往国外”的党的文物保护政策;一方面,在此基础上,让他们谈挖掘古墓的过程。经过座谈和多方调查,工作组对以13生产队领导小组组长为首的参与挖墓者的行为,导致文物现场破坏,文物的排列组合扰乱,一些易碎的文物损失惨重,一些很有研究价值的资料散失等进行了严肃地批评。由于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加之他们没有私分,也未发现个人藏匿的行为,大量的重要的文物保存尚好,因此,未追究其责任。 
学习班结束几天后,省博物馆派魏怀珩先生来武威调取文物。这是这批文物的第二次移交,县宣传站、政治部都同意,移交工作非常顺利。因为是文物部门之间的移交,又是移交其中25件文物。由于时间很充足,不担心有文物遭破坏的危险。我去县木工厂订做了文物包装箱,到印刷厂找来了可用作衬垫文物用的纸屑,与魏先生一起从容装好文物后,由省博物馆来汽车拉着文物沿甘新公路安全地到达兰州。这次为什么省上只调25件文物到兰州,魏怀珩先生在接收这25件文物的登记名单上是这样写的: 武威北关雷台汉墓出土文物,省政治部文办意见:调部分比较完整、造型较好的文物,经省上领导同志及有关同志鉴定后,准备向中央汇报情况,现将运往兰州的部分文物登记名单: 铜壶1个,铜俑(坐、立)共3个,铜甑1个,铜盘(方、圆)共2个,铜牛1个,骑马俑4个,铜碟1个,铜钵1个,铜耳环3个,铜马5个,铜车2个,印章1个。 以上铜器共计贰拾伍件 甘肃省博物馆 魏怀珩 一九六九的十一月三日 
雷台汉墓出土文物运到文庙后,知道的人越来越多了。先是地委、行署,县委、县革委会领导和部门领导前来参观,后来部分群众也要求参观。因为不是举办文物展览,让大家正式参观,所以除铜奔马放在一张斜面柜里外,车马俑和其它大量文物,都摆在文昌宫西廊房地面上,我怕有人抚摸,弄坏文物,限于条件,就用一根长绳绕廊房中间柱子圈起来保护。每次参观,我既是保管员,又是讲解员,我为武威能有这么多重要文物发现并保护下来,做为文物工作者,也感到欣慰和自豪。 同年11月下旬,省博物馆魏怀珩、张学正二位先生持省革委会政治部宣传组有关这批文物的调运令,来找我。调令开宗明义: 武威县革委会: 你县新鲜公社新鲜大队发现的一批汉代文物,非常有价值。为了完整的保护这批文物,经研究决定,将这批文物全部调到省博物馆保护,现派省博物馆的同志去接收,请协助为盼。 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政治部宣传组(章) 1969.11.22 
这次上级调运这批文物,县上态度是非常积极的。除宣传站革委会杨志远主任提出要求:其它文物可以全部调走,踏鸟的那匹马能否留下来。杨志远主任是电影放映员,文化程度虽不高,但出身好,品质不错。当时他虽不知道踏鸟的那匹马叫铜奔马,好在哪里?更不知道后来成为国宝,但他从许多观众的称赞声中,也觉得这匹马在许多马中比较特殊。而县革委会领导的态度就非常坚决。我拿着调令向县革委会主任姬治国汇报时,他正在主持县革委会常务会议。看过调令后,他不假思索地明确答复:“下级服从上级,同意这批文物全部调省博物馆保护。” 魏怀珩、张学正二位先生得到这个消息后,与我一起着手文物交接和包装运输准备工作,并对雷台汉墓作了进一步地清理。 墓葬比较完好,各墓室也很干净,有无文物是一目了然的;唯有中室盗洞下有盗墓时留下的少量堆土,经过清理,出土一些金、银、骨等装饰品之类的小残件。清理期间,仍有一些地、县干部从砖室墓新开的洞口中挤进墓室去参观,幸亏清理范围小,量不大,对工作并无大碍,其中,有一件铃形金饰件,就是由观众从堆土中踢出土的。墓 门前也有盗洞,下面除墓道回填土外,也有从盗洞中流下的沙土,在这里清理时,发现1件完整的铜镇墓兽,以及墓道两侧白灰墙上用红土绘画的部分粗犷壁画。 
《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对于保护重要文物有功的单位和人员,可以给予表扬或者适当的物质资励。”新鲜大队13生产队的个别干部和社员,虽然在当时那种社会背景下挖掘了古墓,使部分文物遭到破坏和损失,但生产队广大社员是奉公守法,对保护这批重要文物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魏怀珩、张学正二位先生这次来武威的任务,除调运这批文物和清理墓葬外,还带了一份“大礼”,代表省政治部宣传组奖励13生产队社员。这份“大礼”就是向每户赠送《毛主席语录》一本,毛主席像章一枚。按当时的说法这就是最高的奖赏。 一眨眼,半个月时间过去了,魏、张二先生与我一起,整理、清点完所有文物后,办理了交接手续。这是最后一次移交,也是雷台汉墓出土文物,全部向省博物馆的一次移交。移交名单上是这样写的: 武威县革委会并毛泽东思想宣传站: 根据省政治部宣传组决定,将武威北关雷台汉墓出土文物移交省博物馆保护,现列文物名单如下: ……(略) 甘肃省博物馆 接收人 魏怀珩 张学正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移交文物名单上共列文物除钱币外共189件,其中铜器151件,金器2件,铁器2件,玉器1件,陶器25件,石器5件,琥珀珠3件。连同十一月移交的铜器25件,总计向省博物馆移交文物214件。 这次文物移交,由于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文物一件件包装完备后才衬垫、装箱。一切安排妥当,万无一失后,由兰州来汽车将这批文物装载。从此,闻名世界的铜奔马及雷台汉墓文物,告别在这里沉睡了一千七百多年的武威,前往兰州去甘肃省博物馆安家落户,在中华民族光辉的历史长河中放射耀眼的光彩! “马踏飞燕”是王毅先生命名的。“铜奔马”的最终命名者初师宾先生已经在《也谈铜奔马的名称》一文中说的很清楚,这里不再赘述。 以上就是铜奔马和雷台汉墓文物的发现、挖掘、隐瞒、私藏、收缴、保护、清理、运送的全过程。50年过去了,往事历历在目,现在回想起来,在那动乱的年代,如果没有党的文物保护政策,没有各级领导,特别是公社、大队领导的重视,没有像张有同志那样的政法干部和群众的大力支持,铜奔马和它一起出土的这批重要文物是不可能被发现和保护下来的,他们的功绩我们是永远不会忘怀的!

【作者简介】党寿山,30后,甘肃武威市凉州区人。武威市博物馆原馆长、副研究馆员。党寿山先生将其46年文物保护、发掘、管理、研究之心血,编纂成《武威文物考述》一书自费出版发行,在武威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此书19万字,涵盖武威文物研究、名城保护和考古史话等十余个方面,研究之深入精到,涉猎之广泛丰富,考证之周密细致,令人叹为观止。尤其令人敬佩的是,经过他的辛勤工作,订正和补充了不少前人文物史籍和考证方面的讹误与缺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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