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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变局“节点”,海南自贸港眼下路在哪里? 继圣平 2018年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博鳌发表“4•13”讲话,宣布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今年疫情期间,国家又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升温。6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紧接着6月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等部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从习近平总书记“4•13” 讲话,到前几天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的新闻发布会,海南和相关方面已经探索了两年多。国内一片赞同声,同时不乏一些争论。那么,海南自由贸易港究竟路在哪里?我们如何正确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如何规划出海南自由贸易港初级阶段的发展目标和中级阶段的发展进程?如何最终让海南自由贸易港脱颖而出? 一、海南自贸港“天时”的“变与不变” 在2018年11月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演讲中引用了《资治通鉴》的古语:“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面对当前就“海南建什么样自由贸易港”的争论,“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这句话应该可以给我们一定启示。 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是“国家战略”。这意味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不单单是海南经济发展”的问题,更是一道“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要为国家和民族承担什么样历史使命”的重要课题。 谈“海南古事”,知“自贸港之今”! 130多年前的1885年10月,“海南晚清宿儒”潘存秉烛夜书,撰写倡议“海南建省”的《琼崖建省理由与建设方案》。潘存倡议“海南建省”有当时强烈的时代烙印,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再到1883年法国军队屡次从陆地和海洋进犯我国广西、海南、福建和台湾。在战事频频的我国南疆,海南作为孤悬海外的两广军事屏障,境况岌岌可危。其中,法国舰队多次侵犯琼州海峡,法国舰艇“萨尼号”更是一度闯入海口水域。因此,1885年10月,听闻中国清政府把台湾改建行省,潘存连夜撰文倡议“海南建省”。潘存倡议“海南建省”,其意义类似于“台湾建省”,即“海南建省”倡议的要旨在“抵御外辱、守土安民”。 1988年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式批准设立海南省,4月26日“中国共产党海南省委员会”、“海南省人民政府”正式挂牌成立。“晚晴宿儒”潘存的夙愿盘旋一百多年之后,终于落地。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核心领导人邓小平指出:“海南岛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那么,30多年前的“海南建省”是否有“国家战略”意义?邓小平同志说:“我们一定要、也一定能拿出今后的大量事实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这要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海南时指出:“如果把海南岛发展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很有说服力,就能够增强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随后,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亲自宣布“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这一重大国家战略。 邓小平同志推动“海南建省”,当时前苏联还没有解体,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假想敌”是前苏联,而且中国的开放改革还没有大幅度全面开展。但是,前苏联1991年解体,而中国经济体量越来越大,即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已经变成美国重点遏制的对象。2018年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4•13”讲话明确提到:“争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范例,让海南成为展示中国风范、中国气派、中国形象的靓丽名片”。他的讲话具有与时俱进的内涵,进一步证明了海南的发展使命和作用。 巧合的事实也在不断证明这一点。就在习近平总书记“4•13”讲话的第二天,美国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倾泻了110枚导弹!叙利亚外交官据理抗争,但最终于事无补。最终,叙利亚外交官无助的表情,成为在媒体上“刷屏”的照片。这让我们想起百年前中国外交官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的遭遇。现实告诉我们,当西方帝国主义自己撕下虚伪的“民主、文明”面纱时,“世界还是百年前的世界”。 既然如此,“抵御外辱、守土安民”是否仍然是“国家战略”? 当前,美国动用整个国家机器的力量,全面封堵意图绞杀中国一家高科技公司。当前,堂堂的一个大国总统信口雌黄却还能蒙骗本国百姓。当前,美国政客都在试图挑起中美事端,借以转移国内矛盾,赢得国内选民的选票。 既然如此,“抵御外辱、守土安民”依旧是“国家战略”! 作为中国最南方的省份,也是我国海洋面积最大的省份,海南不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屿,海南大海的对面就是世界。海南省管辖着南海上的海南岛和西沙、中沙、南沙等诸多岛屿,海南岛就是一艘“南海上天然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它率领我国南海诸岛一起守护着南海的安全。 “世界还是百年前弱肉强食的世界,只是中国已经不是百年前的中国”。随着时代不同和中国的发展,“抵御外辱、守土安民”的方式肯定要变化调整!百年前潘存倡议“海南建省”,更重要的意图是备战应战。2014年在3月2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如是说:“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近70年以来,在2014年10月迎来了首位中国元首,国家主席习近平当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发言中提到:“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因此,作为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亲自宣布的国家战略,海南自由贸易港毫无疑义要践行“文明交流”的历史担当。史无前例的“新冠病毒疫情”造成变局可能是暂时的,但“美国逆全球化”浪潮,可能是导致世界格局出现较大波动的最大不确定因素。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海南省以地方政府的身份,发挥海南自由贸易港的优势,在国际场合践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倡导的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这更能凸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时代价值。 只有结合这些历史进程和时代背景,从“国家战略”海南担当的角度,解读6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解读6月8日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我们才能把握准确的方向。在思考“国家战略”海南担当的基础,考虑如何发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当中的“‘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资金来往自由、数据安全有序流动”等等“利好”政策,这样才能有的放矢地发挥这些政策的积极作用。 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初期发展,应紧紧围绕着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带一路”来设计,从保证南海区域安全这个战略来思考。南海周边诸多邻居国家,尤其是岛屿国都是“穷邻居”,海南目前也处于发展阶段,海南自己本身并不发达。“穷哥儿们”抱团发展致富,就是海南以地方政府身份,与南海周边诸多邻居共同践行我国政府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途径。 二、海南自贸港“地利”的“变与不变” 2014年12月,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岛屿国斐济,同时习近平主席与8个太平洋建交岛国领导人举行集体会晤。这是中国国家主席首次对太平洋岛国进行国事访问。在斐济的《斐济时报》和《斐济太阳报》上,习近平主席发表题为《永远做太平洋岛国人民的真诚朋友》的署名文章时指出:“斐济是太平洋岛国地区最早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建交39年来,两国政治互信不断加深,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我期待着同斐济领导人探讨各领域合作,为双边关系规划蓝图。我还将在楠迪同8个太平洋岛国领导人集体会晤,共商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大计。” 随后,海南省外事侨务办牵头制定了《海南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对外交流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17-2021年)》。但是,无论从事后的媒体报道内容,还是从海南省政府年度政府工作报告内容来看,都很难看到海南省以中国地方政府的身份,同这些太平洋岛国积极互动的实际行动。 有人会说,海南本来就是“欠发达地区”,肯定要争取欧美发达国家的投资,才能建设好海南自由贸易港。花费时间和精力,同南太平洋周边这些“欠发达岛屿国家”打交道,如何能成就“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对外开放门户”? 在美国史无前例全面打压中国的背景下,无论是从政治意识形态还是资金风险规避的角度,欧美发达国家都不会冒着得罪美国的风险,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历史告诉我们,中国重返联合国,不是欧美的富国支持我们,恰恰是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国家设置重重障碍。资料记录,从1950年起,每届联合国大会都要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但是美国每次都以“延期讨论”为名加以否决。持续到1961年,新西兰代表首先提出“把中国代表权问题列入大会日程”,紧接着苏联提出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权问题”列入大会日程,这两个要求均被大会采纳。但是随后的10年中,美国仍以“任何有关中国代表权的问题需经大会2/3多数票同意”的所谓“重要问题”案来加以阻挡,阻止中国重返联合国。 中国后来终于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设置的障碍,其中一个关键就是打“海洋牌”。如当时的外交部翻译,后任驻法大使、外交学院院长的吴建民解释道:“当时拉美一些国家在争取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权利,但是美、苏主导的第一次海洋法会议通过《领海和毗连区公约》,规定各国领海和毗连区不得超过12海里,拉美国家对此始终予以抵制。在这个问题上,我国支持他们获得这方面的权益,这也使得我们获得了一些拉美国家在联合国问题上的支持。”最终,在非洲、拉美、东南亚等更多并不富有的国家支持下,在新中国成立后持续20年来抗争中,中国最终赢得胜利并在1971年重返联合国! 在新的历史时期,作为中国最大的海洋省份,海南省同东南亚周边国家一起做好“南海周边区域文章”,具有很重大的划时代意义。一方面南海周边国家一直同中国隔海相望、友好往来,另一方面南海周边诸多国家都有着与中国友好交往共同发展的愿望。比如,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竟然在公开场合调侃说:“如果中国愿意把菲律宾当作一个省,中华人民共和国菲律宾省,我不反对。”这是一句“不可能的戏言”,但是菲律宾总统是在友善地提醒我们:中国要继续深化与这些南海周边国家友好来往的程度。如果海南省以中国地方政府的身份,特别利用好国家赋予海南自由贸易港这个平台的政策,认真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斐济的讲话精神,发挥地方政府的纽带作用,那么东南亚邻国及太平洋岛国就会更加紧密联系中国,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呼吁“南海要和平发展不要战争争端”。这就是海南省的政治担当,也是海南自由贸易港近期阶段可行的发展途径。 当然,我们理解“南海问题”是一个敏感问题,海南有关责任领导在南海问题如果有什么差错,可能就会影响仕途。但是,如果建设海南自贸港是四平八稳的事情,那么中央还提什么“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 有这么一句话:“商品没有跨越国界,炮弹就会跨越国界”。建议海南省以中国地方政府的身份,邀请东南亚国家、太平洋岛国到中国海南设立领事馆等方式,促进“商品跨越国界”,把南海周边的区域打造成和平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不仅符合海南的发展形态,也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对南海周边的贡献。 三、海南自贸港“人和”的“变与不变” 无论是把握的“天时”,还是发挥海南的南海“地利”,都必须通过“人和”来实现。 1、 建海南自贸港的资金与“人和”的关系。 现在有很多人认为,习近平总书记“4•13”讲话以后,中央会陆续给海南很多优惠政策。海南有了政策的“洼地”,国际、国内的资金就会自动流入海南,海南自由贸易港就会水到渠成地建设起来了。 这个想法如果放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就可以理解,这就是“有了政策就能有钱”的概念。如今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了,中国从当初“打开一扇改革窗口”,到现在全面拥抱“全球化”,我们再抱有这个想法,可以说是“刻舟求剑”。特别在全球经济被疫情严重冲击的情况下,全球经济滑坡可能严重的背景下,国内外还有多少资金会流入到海南来? 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起步阶段,仍旧需要“拓荒牛”的“人和”精神。建设资金方面也不要抱着“有了政策就能有钱”的幻想,要自己蹚出一条血路,脚踏实地,否则海南又要错失发展良机。 2、由易及难地推进、倒逼营商环境的优化。 这里认为,改变营商环境是海南当前最务实的一件事。 有人会说,营商环境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阻力,这种阻力不是某个领导发号施令就能改变的。营商环境的改变首先要面对“高层领导缺精力、中间层领导缺执行力、基层领导缺能力”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庞大的工程。 但是,对于公务员队伍的改革来讲,改善营商环境似乎有“四两拨千斤”的捷径。一位实干型的处级干部说:“我非常感谢当时省委书记,如不是他,我要么很痛苦地坚守在基层公务员岗位上,要么离职下海。打个不恰当的比方,领导肯定喜欢‘又红又专’的下属,既紧跟领导又有真才实干,如果我是领导,我也会提拔这类‘第一梯队人才’。刚进入公务员队伍时,我属于‘又白又专’的人,‘只懂钻研业务不懂紧跟领导步伐’,所以无形中被列入‘第三梯队’。因为‘第二梯队’后备干部是‘只红不专’,即‘能紧跟领导但工作能力欠缺’。但是,新的省委书记上任之后,不看各市县、各厅局粉饰之后的数据,新的省委书记要直接同各市县、厅局‘一把手’面对面讨论三个问题:‘年度一件最得意的事’、‘年度一件最苦恼的事’和‘对省委的一条最重要的建议’。在这种感受心灵的对话中,各市县和厅局‘一把手’领导无法通过‘数据’来掩盖问题。于是,市县和厅局‘一把手’必须找能干活的人,我这种‘又白又专’的人就从后备干部的‘第三梯队’变成为‘第二梯队’,才有了施展能力的舞台。” 对于后备人才比较充沛的公务员机构来讲,解决“高层领导缺精力”的问题很简单,就是“高层领导”能够把“把正确的人放到正确的位置”,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中间层领导不缺执行力”、“基层领导不再缺能力”。 但是“严管就是呵护”同样不可缺。 3、剔除形式主义逼成的“白+黑”、“5+2”! 我们理解公务员经常需要加班才能完成工作。如果加班是在做有积极意义的事情,估计负面影响不大。但是,如果被形式主义逼成的“白+黑”、“5+2”,整天加班加点做“无用功”,基层公务员必然带着工作情绪。这种情况下 ,要让基层公务员诚心、耐心、真心投入服务,似乎不可能。 媒体报道,一位驻村第一书记吐槽:扶贫工作中,各类登记表、调查表、明细表、记录表雪片般飞来,“5+2”“白加黑”都难招架,最多时一天就填了48份。还有媒体报道,昆明市公安局晋宁分局二街派出所民警李文龙“以往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填表;有些数据掌握在其他部门同事手中,我得去要;有些数据虽然系统内有,但还是要重新填报。有一次在外忙了一天,回到所里已是下午5点,一看还有20份通知和报表没填。”从2014年开始负责所里报表填报,一天拿出一两个小时填报表是常态。“而且因为有时限要求,有的数据只能‘统计加估计’。” 保证政府机制正常运转,同时又减轻基层公务人员的重复工作量,这方面的制度“微创新”,是海南省有关方面想做就可以做到的。媒体报道,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习近平在河北省正定县主政时,发现乡镇干部每天最繁重的工作就是出席会议、看各种文件、接待上级部门的各种视察检查。而且下来的领导不管事情大小,都要找乡镇的“一把手”,这种情况下,基层干部就没有多少时间做正事、务实事。当时,习近平与县里各个部门约法三章:一是除了县委、县政府、公安局外,其他部门一律不许发定期简报;二是各行政单位每周必须保证2~3天的“无会日”;三是必要的工作考核和检查,必须轻装简从、对口接待。同样,如媒体报道,面对公安民警“填表忙”的问题,云南省公安厅最后通过分层分类清理,把云南省需派出所填报的报表数量由2019年的25046份减少到把2020年的1731份,云南省公安厅15个警种实现派出所报表“清零”。也就是说,在很多方面的改革,海南省有关方面不必刻意创新,只要关注海南本地的基层执行机构的“痛点”,采用“拿来主义”,就能以实际效果优化营商环境。 除了形式主义的干扰外,基层部门还有一个很头痛的问题:国家不同部委下发的文件有时会“打架”,让基层执行机构无所适从。在一次培训课堂上,来自深圳的一位老师讲到这么一个故事。深圳建大特区之初,香港一投资厂家曾问深圳市政府:“你们政府是安监局‘大’还是消防局‘大’?”深圳市政府领导一头雾水,这两个都是政府机构的平行部门,怎么能说“安监局‘大’还是消防局‘大’”。投资方说:“我按安监局要求执行,消防局说我们不合格。我按消防局的要求,安监局检查说我们不合格。那我们到底是听安监局还是听消防局!”于是市政府领导把安监局局长和消防局局长找来。两位局长各自拿出各自的法律法规依据,谁也不服谁。深圳市政府的领导对两位局长说:“你们先吵,吵出结果来再告诉我。”这表明一个态度,面对问题,深圳市政府敢于直面问题并积极拿出解决方案,而不是“和稀泥”,让企业无所适从。 最近“海口一政协委员揭本市营商环境冷冰冰”成为媒体热议话题。媒体报道,2020年5月26日,海口市政协委员袁慧鹰在政协海口市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称“在深圳感受到的是政府对企业周到服务”,而“在海口感受的是‘权力的傲慢’”。袁慧鹰在发言中提到,她在深圳注册公司,上午刚注册完下午就接到深圳招商局工作人员电话,意在引导注册公司如何申请政府补贴。随后政府工作人员根据公司要求,提供非常专业而且有贴心的“五星级服务”。但是,在海口注册公司,袁慧鹰感受的是“海口(公务人员)对企业态度就是搪塞敷衍。”所以,袁慧鹰在发言中给海口市提了“三个倡导”:“第一,倡导和企业光明正大交朋友;第二,倡导公务员熟悉政策,学习业务;第三,倡导政府工作人员把服务意识落实到脸上、嘴上和行动上,如果真能做到这样,相信融资将不会太难。” “让别人发财求自己发财”,这个理念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发展初期阶段尤为重要。“(政府)和企业光明正大交朋友”,坦诚面对,那么暂时不能解决企业实际问题,企业也不会有怨言,相反会认为这个地区的营商环境透明、公正。同样,面对不同部门法律法规不一致的问题,都有合理、合法、共赢的变通的方式。如果海南省的有关领导没有主动作为,这些边界模糊地带往往会成为“权力寻租”的“灰色地带”。实际上,“执行速度”和“执行透明度”是冲破官僚氛围、避免权力寻租的利刃,强化“执行速度”和“执行透明度”,甚至不需要“大胆试、大胆闯”,只需要领导“想作为”,就能“复制”行之有效的方式,并做到“自主改”,从而以“杀鸡用牛刀”的态势,轻易解决很多看起来争议很大的问题。 相关领导需要多听基层声音,而不是被“文山会海”牵着鼻子走,多听基层“能人”的建议,而不是“屁股对准群众”。如能保持这个态度,由易及难地铲除形式主义、官僚氛围并不难。 4、“百万人才下海南”的讨论。 要发展必须要有人才,各级政府要懂得尊重人才、保护人才,避免人才流失。海南需要“招百万人才”,首先要在全省人口中培养和选拔人才。如果都是外地来的人才,对海南现有的人才是一种精神上的打击。这样就在海南省造成“人不和、心不和”的局面。再有“人才”做事,周围的人“不和心”,这样也变成尴尬的事。 习近平总书记“4•13”讲话之后,为了“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全面提升海南人才整体素质”,海南有关方面推出“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与轰轰烈烈的“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形成对比,如《中国青年报》文章提到,“2004~2005年在海南省外读书的海南籍大学毕业生共有11723人,回海南就业的只有3341人,占总数的28.5%,不足三成。”而且,关于“省外读书的海南籍大学生”和“省内读书的海南籍大学生”,有一个统计数字对比:“2018年海南高考前五百名考生,理科考生没有一个留在海南读大学,五百个文科考生中只有两个留在海南”。 海南招揽人才,首先是看你对人才的培养和使用程度。如果对人才形成一种极端概念,今天招来的人才,明天也变成了不是人才。春夏秋冬,一届换一届,人才就变成一种被“甩锅”的主体。人才来了,做什么?用什么东西支撑人才的成长和用武之地?这是政府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人才的吸引不能仅仅靠政府、法律优势。 有人说,海南不是有自由贸易港的未来蓝图吗?这个不是吸引人才的关键吗? 30年前海南建省,政策“洼地”往往成为资本“洼地”,而且当时是“人才跟着资本走”。但如今是“资本跟着人才走”的年代,“有技术含量的创业型人才”的话语权更大。“有技术含量的创业型人才”对几年一任的地方政府官员推出的优惠政策不会特别敏感,他们更关注长远的投资和工作“软环境”。当海南省推出“百万人才进海南”等类似行动计划时,是否真正走入这些真正的人才当中调研?海南是海洋大省,一位海洋工程领域领军人物是海南“候鸟”,曾经创造多项“世界第一、中国第一”记录,并多次荣获国家部委奖项。而且,这位大学教授不但擅长理论,同时曾经担任多个国家级重点工程的“施工总指挥”,实际工程经验非常丰富。可是,这名实战经验丰富的教授多次与海南人才部门和专业对口的政府机构接触后,最终如他所说:“我现在已经到了‘有命赚钱没命花钱’的年龄,想在南海建设的过程中,把这么多积累的技术积累留后人,但现在却是‘报国无门’!”同样,一位发明家被时任工信厅厅长誉为“海南最高产发明家”,其早年参评的一项发明被时任专家组组长、后任海南省科协主席的领导评价为“我来到海南看到的唯一原创发明”,但是这名海南籍发明家最终离开海南。海南省有关方面推出招揽人才的计划,是否努力去了解这些具体情况? 另外,海南省如何让省外读书的海南籍高校毕业生回流?如《中国青年报》文章提到:“一名重点大学的海南籍学生说,‘高中毕业去上大学前,我是下定决心要回海南的,无论这里有多么的不好都是我的家乡,而且我是独生子,父母皆在海南工作,我也不想看到他们老的时候那么孤独。’……(找工作时)才发现海南除了一部分垄断性行业、事业单位和政府机关可供选择外,几乎没有其他多余的选择。也就在2006年,我的一个亲戚大学毕业,硬是花了好几万元找关系才进了一家银行。于是家里人盘算最多的是该往哪儿送钱,送多少钱才能把我的工作搞定。于是当初那种留在海南的坚持发生了动摇,开始感觉或许这里并不适合我。”如果省外海南籍重点大学高校毕业生先前“下定决心要回海南的”,但最终都在无奈中留守他乡。那么,在全国都在“抢人”的时代背景下,海南省有关人才计划是否有的放矢? 所有的“人和”,都必须有“榜样”来“牵引”,要像火种一样,才能把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部位形成燎原之势。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大小领导干部,要有这种“革命意识”,这种“革命意识”不是红色暴力革命的概念,这个“革命”是打破传统的创新、是“革自己的命”的奉献。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正确的路线确定以后,领导干部是决定因素。”领导干部的状态和思路,才是保证海南自由贸易港的事业和成功之本。海南不是缺人才,缺的是正确发展途径,缺少的是改革开放初期的“特区意识”和“特区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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