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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蔓延之势在部分国家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截至2020年8月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新冠大流行是“百年一遇的健康危机,其影响将持续数十年”。由于疫情仍在持续,疫情防控工作也必将常态化。 COVID-19的流行和各国采取的边境限制政策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全球航运业的正常运营。据统计,目前全球仍然约有30万船员滞留在海上,无法下船。其中10%已在船服务长达12至17个月,远超9个月的行业标准,也超过了国际海事劳工公约(MLC)的限制。这种长期被困于海上的情况,将会对船员的心理健康造成不利影响,而日复一日的工作所导致的疲劳也会使他们履行安全职责的能力下降。 如果说此前人们尚且抱有能够将疫情快速控制的乐观期待,认为对于船员换班问题可以采用“特殊情况特殊办法”的思路予以解决,那么在如今疫情延宕不绝的形势下,则不得不思考如何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之前提下保障船员换班工作有序进行。这不仅对航运业影响重大,也必然对全球经济贸易稳定发展产生影响。全球显然无法承担海上货物运输(供应链)中断的风险。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方下的船员换班需要注意以下三个基本点:一、保障在船船员健康。二、防范疫情输入。三、切断疫情输出。由于船舶在海上航行时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所以重点在于确保换班的两批船员没有交叉感染,以及换班上船的船员无感染者。参考此前数月中船员换班工作中积累的相关经验,具体建议采取如下措施:一、船员离船后,对工作区域和生活区域进行全面消杀。二、等待上船的船员需持核酸检测结果在指定隔离点集中隔离十四天(视情况可进一步延长隔离观察时间),检测结果呈阴性且无感染症状方可换班登船。三、换班下船的船员需至指定地点集中隔离十四天(视情况可进一步延长隔离观察时间)并在此期间完成核酸检测,检测结果呈阴性且无感染症状方可返回居住地。 船员换班牵涉多个部门,包括但不限于卫健委、疾控中心、口岸办、海关(检疫)、海事局、港口码头等相关单位,诚如国际海事组织(IMO)秘书长林基泽先生所言:“解决船员换班危机需要涉及多个部门的‘政府一体化’方案”。因此,当地政府应牵头组织召开部门协商会议,根据本地疫情防控常态化过程中衍生出的新需求、结合今年二月以来积累的工作经验,更新或制定疫情常态化下船员换班一体化方案,避免单位部门之间出现“踢皮球”的现象。 船员换班的地点选择同样是一大难题。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航运公司可以改换航线挂靠国内港口,在国内港口进行船员换班。此外,可以采取“第三国船舶船员对换”和“国外港口直接换班”的解决方案。“第三国船舶船员对换”即两艘船舶同时在航线允许挂靠的同一个第三国指定港口挂靠,完成整套船员转船换班交接工作,然后驶向各自的目的港。 值得注意的是,第三国船舶船员对换和国外港口直接换班均需参考港口国的疫情控制情况和疫情防控要求,且国外港口直接换班还需要提前将交接班的船员送至指定国家的指定港口。对此,应消除船员换班的其他障碍,例如签证和旅行限制,并在需要时为海员提供立即获得医疗护理和岸上医疗设施的机会。取消换班船员的签证和旅行有赖于各国政府部门的协作和努力,而岸上医疗设施、医疗护理隔离期间的住所、设备、物资、经费等支持则应由航运公司为船员提供,不应增加船员的负担。 对于在国外港口直接换班下船的船员,应由航运公司安排回国事宜,避免船员下船后滞留国外,造成新的问题。海关、出入境管理部门不应以疫情防控为由,拒绝持有中国国籍的船员回国,但可以要求其进行核酸检测并至指定地点集中隔离。 “一刀切”只能是疫情紧张时的权宜之计,不能也不应成为常态。COVID-19不仅影响船员的工作与生活,同样给航运公司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经营上的不确定性,无论是包机运输的昂贵费用,还是船舶超期、交货延迟等产生的费用,都是数额不小的开支。规划疫情防控工作时,也应照顾本国企业的经营发展需要。 船员换班问题既是航运业内部的问题,也是人道主义问题。滞留在海上的船员承受着超期工作的疲劳,陆地上,他们的家人则承受着担忧和焦虑。健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船员换班机制,不仅能够减轻航运企业负担、维持海运行业的正常运转,更是政府对其公民的安全与基本权益负责任的体现。中国在疫情防控方面的举措已经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与褒奖,相信在各主管单位部门与航运企业的密切合作之下,也一定能够妥善解决船员换班问题。 (作者: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殷骏 上海海事大学国际法专业研究生李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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