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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诚许国  能于大事 ——董文忠对于蒙元制度建设的贡献
时间:2024/9/4 14:55:17      来源:中华新闻通讯社     作者:王长华

南开大学教授查红德先生在任红敏博士论文《<忽必烈潜邸儒士与元代文学发展>序》中指出:

有元一代,有几次文人向政治中心的大聚集。每一次大聚集,都可以看作是元代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节点。其中最为重要的应该是第一次,即忽必烈以太弟之尊开府金莲川(这里后来成为元朝的上都),招纳了大批幕府文人。《元史》的记载是:“岁甲辰,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北中国的大批精英汇聚于此,有的留在幕府,有的在幕府中过渡后被派往各地治理地方。在忽必烈即位后,这其中不少人成为他的心腹股肱之臣,为他谋大事,规大政。文化政策之制定,更是有赖这些人的谋划。世祖时期的文化政策取向,奠定了整个元代文化政策的基础;世祖潜邸文人的文化主张,由此影响了整个元代文化与文学的走向。

河北藁城“董氏三杰”,也就是在这一时期,进入忽必烈幕府的。

这其中,董文炳以“武功”著称于世,其弟董文用,则有“文治”之功;而董文炳的另一位兄弟董文忠,则在蒙元开国之初的典章制度和文化建设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元世祖曾对皇太子说:“竭诚许国,能于大事,多所建明者,惟董文忠为然。”

董文忠的事迹,《元史》中有《董文忠传》;元代苏天爵在《元朝名臣事略》卷第十四《枢密董正献公传》中,专门为其列传;此外,元明善撰有《槀城董氏家传》;柯劭忞《新元史》中有《藁城董氏十四人列传》,本文即以苏天爵《枢密董正献公传》为文本,对董文忠的事迹做一梳理。

元上都遗址.jpg

元上都遗址。金莲川幕府的形成是忽必烈与汉族士大夫政治联合的开端 

入则事亲  出则事君

董文忠,字彦诚,是忠献公董文炳、忠穆公董文用的兄弟。当初,也和其兄董文炳、董文用一起,从事于忽必烈幕府。中统元年(1260年),朝廷设置符宝局,职掌宫内符玺,董文忠被任命为符宝郎。至元十八年(1281年),符宝局升格为典瑞监,董文忠又被任命为典瑞监卿。时间不长,董文忠就被拜为佥书枢密院事。这一年,他不幸去世,终年五十二岁。

元宪宗蒙哥大汗即位于1251年,即辛亥年。第二年(1252年)即壬子年,董文忠时年二十二岁,即进入忽必烈幕府。当时,翰林学士承旨王鹗在朝廷内外提倡诗教。所谓诗教,是指利用诗歌作为一种教育手段,通过诗歌的形式来传达思想、道德等教育内容,以培养人们的情感、品德和智慧。诗教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被视为一种独特的教育方式。王鹗询问董文忠能否在诗教方面有所作为,董文忠回答说:“我自幼读书,只知道回到家里竭力侍奉父母,出仕就要全力以赴忠于君王之事而已,诗教方面非我所学。”

癸丑年,即1253年,董文忠跟从忽必烈大军南征南诏。己未年,即1259年,董文忠随从忽必烈大军征伐南宋,蒙古大军南临长江,他与兄长忠献公董文炳、翰林承旨董文用,率领勇士,乘着长船快艇请求率先渡江,忽必烈派遣其他将领率领大船跟随在后,三战三捷,缴获南宋艨艟战船上百艘,大军成功渡江,进而围攻鄂州。

董文忠画像.jpg

董文忠画像  河北藁城董氏提供

修身治国  崇尚实学

忽必烈登上帝位后,设置符宝局,任命董文忠为符宝郎。因为职责的关系,董文忠可以很方便地接近皇帝,君臣关系也越来越亲密。忽必烈有时不直呼其名,而是直接称呼他为“董八”!这在君臣关系中也是极其少见的。但董文忠却并不因此而沾沾自喜,而是更加谨慎从事,随时向皇帝提出中肯的意见,并得到采纳。

至元二年(1265年),安童以右丞相的职务总领中书省,向皇帝建议十件政事,不料言辞过于激烈,触怒了皇帝。董文忠见状,立即从旁开脱说:“丞相出自勋阀世家,贵为王孙,平素就以贤达而闻名于世,今日他才开始施政,人们正要引颈倾听,如果他请求的事项遭到如此对待,以后将如何作为呢?”接着,董文忠从旁代为答对,言辞委婉,恳切详备,就如同他在向皇帝上陈条疏,皇帝的怒气这才稍稍得以平息,开始认真地对待所奏事项。

至元八年(1271年),翰林侍讲学士徒单公履意欲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贡举,即以文才或学问出众为标准,举荐或推荐官员。而在此之前,起源于隋代的科举制,已经废弃多年。徒单公履认为,当今皇上崇尚佛教却抑制禅宗,乘此机会,他进言,儒家经学也应该如此,科举类同于佛教,道学类似于禅宗。意思是科举如同佛教一般受元世祖重视,而儒家经学就如同他看不起的禅宗一般。忽必烈听了大怒,召来少师姚枢、司徒许衡,与一位左相,和他当廷进行辩论。董文忠此时恰好从外面入见,皇上说:“你每天都诵读四书,也是道学者吧?”董文忠说:“陛下经常说:士人如果不钻研经学,深究孔、孟之道,而仅仅是赋诗,这与修身有什么关系,对于治国又有何益处呢!因此,海内之士,才略知从事实学的重要。臣今日诵读的,都是孔、孟的治国良言,不知所谓道学又是什么。那些庸俗的腐儒们只知守持前朝的亡国余习,以求显示和卖弄自己之能。不过,如果完全禁锢他们的观点,恐怕也不是陛下上建皇权尊严,下修人伦纪纲的本意啊。”一席话说完,当廷辩论之事也到此为止。后来,正直的士人君子认为,还是董文忠善于保护斯文。

“董氏三杰”作为蒙古大军先锋,直接参加了忽必烈横渡长江围攻鄂州的战斗.jpg

董文忠作为“董氏三杰”之一,参加了忽必烈大军横渡长江、围攻鄂州的战役

免除赋税  力谏便民

至元十一年(1274年),由于太师伯颜率领大军南伐,需要往前线供应大量军需物资,导致民众的负担十分严重,董文忠奏请,免除百姓在平常年景下以其他名义征收的赋税,民众的负担这才稍稍得以缓解。南征战事结束后,忽必烈召见南宋降将,询问南宋亡国的原因,这些人都说:“贾似道当国弄权,薄待武将而尊崇儒生,因此武将们都非常怨恨。后来,伯颜太师的大军一到,外到疆场,内至京都,人人都没有斗志,纷纷解甲弃戈,争先恐后地归降。”皇上询问董文忠,这些话说得如何,董文忠说:“贾似道薄待他们,而南宋君主则封爵给他们让其显贵,赐予厚禄让其富裕,并没有薄待他们。这些人因为宰相的缺憾,而将怨恨迁移到君主身上,不拚力作战而坐视亡国,作为臣子,他们的节操又在哪里呢?贾似道薄待他们,难道他早就不知道这些人不足为用吗!”皇上为他的这番话深深地叹服不已。

中统四年(1263年),阿合马在河南钧、徐等州兴办铁冶,颇有成效。他又用输出的铁铸造了20万件农器,与农户交换粮食4万石。至元三年(1266年),阿合马还建议采冶石绒(石棉),扩大采冶范围,并成立专门管理机构,负责各地矿产采冶事宜。

董文忠进言说:“耕田的器具自古以来就是劝勉农民耕种的。现今设立冶铁官员,在市场上与农民交易,以求赢利,甚至连锄头这些农具,也都要在市场上卖给耕田者,这不是便利的办法。”朝廷下诏,罢除了这一措施。他还进言:“有的地方官员准备把猎户全部进行迁徙,去戍守郢中,而不管他们的数量有几千人。迫不得已之下,这些猎户们往往质妻卖子,哭声震路,有的还自尽而死,他们确实贫弱不能迁徙,这些措施不仅干扰民生,而且没有任何好处。”朝廷下诏罢除了这一措施。

阿合马作为忽必烈的近臣,对蒙元帝国的财政税赋工作做出了一定贡献.jpg

阿合马作为忽必烈的近臣,对蒙元帝国的财政税赋工作做出了一定贡献

直言不讳  为国平刑

当时,盗贼蜂起,为患多地。面对这种治安状况,朝廷敕命,无论是惯犯还是首犯,都格杀勿论,毫不赦免。因此,触犯刑律者,无论罪之大小,都将其绳之以法,致使监狱人满为患。董文忠进言说:“当今杀人越货者,与盗取一钱所受的惩罚一样,都被处死,这样判刑,不加区别,真是惨无人道!荼毒生灵,莫此为甚!这恐怕和陛下治理国家务求祥瑞,好生之德的宗旨,大有违背!”朝廷立即下诏革除了这一弊政。

有人告发说,一个汉人殴打蒙古人致其受伤;还有人告发说,太府监官员卢挚监守自盗,盗取了太府监的布匹。皇上听后,诏命将这两人杀掉以示惩戒。董文忠进言说:“刑部对于囚犯中应当被判死刑的,虽然已经有了犯人服罪的供辞,但还是必须要详细审判,才能最终定案。这两个案件,不能因人一言,就施用重刑,应当交付司法部门,依据文书所列罪状,逐一责问,审查核实,再做最终的判断。”听了董文忠的进言,皇上即派遣近臣腯满,仔细核查汉人殴打蒙古人一案,命董文忠核查卢挚盗取太府监布匹一案。经查,原来这是蒙古人故意诬告的,于是,将其杖责后打发回去。至于卢挚盗取布匹一案,原委是:太府监接收管理的布匹,在两端之外,都有多余的尺寸,正好遇到尚方工官有需要,管理官员珍惜物料,不忍裁剪完整的布匹,就将两端多余的部分裁剪了一些送给尚方工官,这本来是节约物料的好事啊,而不是什么以身谋利!事情调查清楚后,朝廷降旨原谅了卢挚。皇上还责备侍臣说:“当朕发怒之际,你们却都闭紧嘴巴,不是董八竭诚开导朕心,就会是非不明,杀害无辜,遭致内外的非议。”于是,不仅给董文忠赏赐了金尊,还说:“这是用来表彰爱卿的直言不讳。”皇太子也晓谕宫中诸臣说:“当时圣上施以雷霆高压,但董文忠却临危不惧,从容应对,言谈举止,谨慎有序,最终矫正了失误,实在是人臣之中难能可贵者。”卢挚则感动得流下眼泪,拜谢说:“鄙人的头颅和身躯,全是依赖明公之言,才得以保全。”董文忠则说:“我平素并不了解你,之所以要拯急救危,帮助处境危险者,这是为了使国家公平、公正地行使典刑,而不是期望你的感恩戴德。”董文忠还将卢挚感谢他的礼物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

力荐贤才  清慎廉明

自从中书右丞相安童率师北伐,阿合马就独揽朝政大权,为其所用,且经常盗弄名义,作威作福,任用亲近党羽,他还畏惧平章廉希宪复任为丞相,为了掩盖其私心,就故意上表,请求朝廷任命廉希宪为江陵行省右丞。就这样,廉希宪被排挤出中枢,在外任职一年。董文忠上奏说:“希宪是当代名臣,今日,作为百官之首的宰相之位虚席,不能让他久居在外,以辜负众人希望,应当让他早日还朝。”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

至元十六年(1279年)十月,世祖忽必烈在万寿宫祈福,董文忠上奏说:“陛下任命燕王真金为中书令、枢密使,掌管中书省。后来,册立他为皇太子,多次使他修习明断军国大事,已经有十余年了。他忠于职守,谦虚谨慎,不是不奉从皇上圣明的诏令,而是朝廷并没有充分发挥他的才干。比如,朝政大事已经上奏圣上裁断,然后才告诉他。作为人臣,他只有保持沉默,回避责任,而不敢发出可否的表态指令,只有奉命制敕而已。据臣所知,何妨令有司将朝政大事先禀报他,使他知晓。即使有难以决断之事,也要让他先审慎明断,然后制敕。这样做,会使事理顺畅,而且不逾越他的名分,其他人也不敢责备太子了。”不久,世祖召集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的各位大臣将近百人,当面指示说:“自今以后,各项事务,先听皇太子临机决断,再上奏给朕听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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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王真金在任皇太子期间,忠于职守,谦虚谨慎  

谢昌元原来是南宋大臣,归降后被封为殿中给事。,六十四岁时,元世祖忽必烈“仍命子召昌元入朝”,“上甚器之,呼为南儒”。 他“上疏言增军饷,结民心,除旧吏,戢新军……严赃吏法,置登闻鼓院”,“至元浑一之际,凡所朝议,昌元诸人皆得预闻”,忽必烈曾有圣旨:“将谢秀才所奏各事遍谕天下。”拜昭文馆大学士,预中书省事,又加平章政事。至元十四年七月,谢昌元封礼部尚书,“预议中书省事”。

谢昌元奏请朝廷设立门下省,以驳正臣下奏章违误,封还皇帝失宜诏令,然后再制作敕令,以革除中书省暗示近臣奏请之弊,皇上意欲锐意执行,下诏命廷臣共同评议。他还迁怒于翰林承旨王磐说:“这么重要的好事,你不先入奏,却使南土后至之臣(指谢昌元)建言,你平日所学甚多,不知有何作为?必须在今日开设门下省。” 廷臣们商议三日,才奏请任命董文忠为侍中,且其下属多至数十人。有位近臣觉得以后擅自决断多有不便,便上奏说:“陛下准备另外设置门下省,可谓很得其时。而且,得到可用之人则可以宽慰圣心,还可以听到民众的诉求。不过,我听闻今日有盗诈之臣,与大臣们共居其间。”这位近臣说话时还不怀好意,多次看着董文忠。董文忠非常愤怒,辩解说:“皇上多次说我不盗不诈,今日你盯着我说出此话,其意是在指责我。你所说的盗诈之事,究竟是何事?”皇上让这位近臣出去回避一下,董文忠依然愤怒不已,当面向皇上告诉这位近臣祸害国家的种种不法之状。皇上说:“朕自知道,他的这些事不用你再说。”最终,这位近臣深深忌惮董文忠深得君主的信任,且为人清廉,谨慎无过,实在找不出一点瑕疵,就拿出万缗纸钱为他祝寿,以求交好,但董文忠却断然摒弃,丝毫不取。

文天祥所书《谢昌元座右辞卷》.jpg

文天祥所书《谢昌元座右辞卷》

居功不傲  忠诚勤勉

董文忠的长兄忠献公董文炳去世时官至中书左丞,太傅伯颜上表,称其才干可堪任宰相,皇上想要董文忠继承其职务,但他却说:“臣之长兄有武力平定南国的功劳,担任这一职务尚可。臣办事的能力只能算是中流而已,没有值得宣扬的地方,怎么可以继承他的职位呢!”

至元十八年(1279年),朝廷将符宝局升格为典瑞监,董文忠原来担任的符宝郎一职,也升级为典瑞监卿。不久,朝廷又命他佥枢密院事,继续兼任典瑞监卿。由于职务的变动,他从此没有跟从皇帝出行,而是留居在大都,大凡宫殿建筑、城门、直舍(官员在禁中当值办事之处)、徼(jiao)道(巡逻警戒的道路)、环卫(禁卫军)、营屯、禁兵、太府、少府、军器、尚乘(分管皇帝马匹、舆辇等事务)等机构的事务,全部领受。兵马司过去隶属于中书省,也一并交付他管辖,权臣多次请求夺还中书省,但请求没有呈送到皇上那里。

这一年冬十月的一天,鸡鸣时董文忠正要准备入朝,忽然不慎跌倒在家中,气息奄奄,皇上特遣宦官拿着药去抢救,但没有来得及,竟遽然而逝,皇上闻听噩耗后伤感悲悼不已,但还是希望他气息尚存),敕令不要过快地敛棺,停放五天后再敛棺。而且平素就知道董文忠喜好图书,除此之外,再无其他积蓄,就赐钱数十万,让其灵柩归葬家乡。屈指算来,董文忠自始至终,跟从世祖,满打满算,足足有三十年。无论是征伐四方,还是春日田猎,无地不从。但凡皇帝的乘舆、衣服、鞶(pan古代佩玉的皮带)带、药饵,大大小小无论百数十橐(口袋),他没有不服侍的,即使是在半夜有需要,不用蜡烛照明,即可以马上拿到跟前。无论风雨寒暑,也不管饥渴远近,他都全力奔走,没有半点怠慢之心,也没有一句劳苦的话语,忠诚勤勉,惟恐执事不敬而被责备。因此,才能长久地得到皇帝如此深厚的眷宠,其为臣子,就是这样。无论其在家还是出门,对兄弟敦厚,对宗亲孝义,对朋友诚信,深沉刚毅而且明理磊落,谦逊恭敬而且平易正直,无论人情伦理,他都做得十分周到详至,使人信服不已。元老旧臣之中,有的奉朝廷之请,但凡皇上有所存问,以及有想说的话,都由他来传达。因此,权臣们不敢在皇上面前说他的半句谗言。他去世的消息传出,都泪流满面说:“哀哉!此人未曾寿满而不幸去世,从此后君王身边就失去了正人君子!”一位贵戚独自说:“天啊!世上没有我辈一人,确实不觉得少,为何要夺去董公的性命让他归天呢!”下至普通人还是贩夫,亦失声哀悼,为之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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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文忠墓碑  河北藁城董氏提供

董文忠对于事关国家的刑罚封赏大政,往往提前谋划,是非予夺,毅然决然,毫不回护,全归公论,无论隐晦还是明显,简略还是详备,都书写在简册上,因此,每每能够做到见识高超而思虑长远,然后待时而作,务必使天下普遍受惠而没有不到的地方。而且,众人不知道,但惟独皇上知道的事情,也谋划得十分清楚明白。以此之故,皇上曾经给皇太子说:“竭诚许国,能于大事,多所建树,而又深明事理者,只有董文忠做到了。”

任红敏在《忽必烈潜邸儒士与元代文学发展》中指出,忽必烈潜邸文人多经济之士与义理之士,其对学术的取向是尚实、尚用,在这些文人反复进说和影响下,形成了以忽必烈为代表的蒙古政权重经济、义理而斥词章的倾向。这种用人导向影响了入仕文人的人生价值取向,他们都以经济之才或义理之学相标榜。

从此说来看,董文忠实为忽必烈潜邸文人的典型代表。

他对待科举的态度、对待阿合马的经济政策,就非常明显地体现了他崇尚实学,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应该说,这样的学术态度,和忽必烈时期的大政方针是非常合拍的。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忽必烈对他的评价。

责任编辑:王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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