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吕国英 著《“气墨灵象”艺术论》 1 “推挽”理论的艺术动力学模型
在《“气墨灵象”艺术论》的宏大体系中,第六大核心命题——《“润灵乐境”推挽文艺高峰》,提出了一个极具原创性的艺术高峰建构模型。吕国英创造性地将物理学中的“作用力-反作用力”原理引入艺术领域,构建了作者-作品-受众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作者创作喻为“作用力”,受众鉴赏评判谓之“反作用力”,而作品则是“两力”交互作用的“媒介”。当作用力愈强,反作用力愈大,聚合在作品媒介上的艺术能量就愈强,最终形成围绕作品的“能量场”,这种能量场持续反哺创作过程,推动艺术向更高境界跃升。 这一“推挽”机制的精妙之处在于其循环互动性:“作者通过作品‘推动’受众,受众通过对作品审美,回过头来再‘推动’作者,演变为一种循环推挽方式。就是在这种反复推挽、循环互动的过程中,艺术创作不断探索、创新,艺术审美不断进入新境界,作品质量不断跃上新高度”。这种动态模型突破了传统艺术理论中单向度的创作观,将文艺高峰的建构视为一个有机生态系统,其中各要素相互激发、协同共生。 表:艺术“推挽”理论的三元结构关系 
吕国英的“推挽”理论深刻揭示了文艺高峰形成的动力学原理,这一机制的有效运行需要三个核心要素的协同共振:伟大作品是根本性呈现与标志性体现;伟大作家(艺术家) 是核心构成与主体力量;广大读者(受众) 则是重要鉴赏者与强大推动力,三者缺一不可。这一理论框架超越了西方接受美学的单向影响模式,构建了双向循环的艺术生态系统,为理解文艺复兴的内在机制提供了全新视角。 2 文艺高峰的三元建构:作品、创作者与受众的协同
2.1 伟大作品的基石地位 在吕国英的理论视野中,伟大作品是筑就文艺高峰的根本性基石。他精辟指出:“伟大作品是根本性呈现、标志性体现,惟此方立”。这种对作品本体的强调,并非忽视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重要性,而是确立艺术作品作为审美能量载体的核心地位。伟大作品的本质特征在于其“气墨灵象”的艺术境界——这是吕国英艺术哲学的核心范畴,指的是艺术形式(气墨)与艺术精神(灵象)高度融合所达到的至美审美境界。 吕国英对作品的评判标准直指艺术本质:真正的伟大作品必须具备“原创性、唯一性与不可复制性”。这一标准呼应了康德美学中“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命题,强调艺术杰作必须超越技术复制与模式化生产,达到独一无二的审美创造。他警示当下艺术创作中“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乱象,斥责那些“复制性生产、快餐式消费”的作品是对艺术本质的背叛。 2.2 艺术家的自我超越之路 创作者作为艺术“作用力”的源头,其精神境界与专业素养直接决定作品的高度。吕国英犀利指出艺术家需克服五大痼疾—— 忌盲:“盲目即无目标、无方向”,如齐白石陷于朱耷“冷逸”画风时的困境,幸得陈师曾点化而创“红花墨叶”; 忌混:“混事儿”者养尊处优、不思进取,如某些学界“既得利益者”招摇过市却早已江郎才尽; 忌怨:抱怨导致失衡弭志,反观林风眠“一生多磨难,乃至遭受政治与肉体迫害,可从不鸣怨,终成一代大师”; 忌欲:贪欲使艺术活动名利化,吕国英告诫“贪欲之精神、铜臭之灵魂,何以能创造高品位的精神产品?”; 忌伪:虚假创作心态产生“刻意运作、自我炒作”的伪艺术。 真正的艺术大家必须走向“高学大德”的境界——这是吕国英在第五篇立论中强调的核心概念,指艺术家需兼具高远学识与崇高品德,才能进入“气墨灵象”的创作境界。这种要求呼应了中国传统文论“文如其人”的伦理美学观,也契合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全人”(Uomo Universale)的理想。 2.3 受众的审美能力建设 吕国英理论中常被忽视却极具创新的部分,是对受众角色的重构。他将受众定位为艺术生态中的“反作用力源”,赋予其推动艺术发展的能动地位。这一观点超越了传统艺术理论中受众的被动接受角色,将其提升为艺术演进的重要参与者。 吕国英同时警示受众需克服五大问题:物癖(物质崇拜异化)、追风(盲目跟从潮流)、固旧(僵化保守)、媚俗(迎合低俗趣味)、盲从(丧失独立判断)。这些病症导致艺术鉴赏的“反作用力”弱化甚至异化,无法形成有效的“推挽”效应。真正的理想受众应达到“乐境”状态——“聆心养慧,才能自在乐境也”,即通过涵养心性获得审美自由的能力。这种能力使受众能够穿透形式表层,直抵“气墨灵象”的艺术内核,从而形成高质量的艺术反馈,推动创作向更高层次发展。 3 艺术生态的五大痼疾批判
吕国英以犀利的批判精神直指当下艺术生态的深层病症,系统剖析了阻碍文艺高峰建设的五大痼疾—— 3.1 停滞之忌:艺术生命的枯萎 “停滞即亡”是吕国英对艺术创作本质的深刻认知。他痛陈:“停滞不前既是文艺之敌,也是艺术克星”。在历史维度上,他以千年意象困局为例:“自庄周论画提出‘意’者已有两千多年,谢赫的‘六法’也被尊为绘画‘千载不易’之标准,致使千载以来一‘意’滞今”。这种对传统的僵化固守导致艺术失去创新活力。 吕国英通过正反案例的对比揭示创新的必要性:黄宾虹若停滞于“白宾虹”风格,就不可能开创“黑宾虹”的浑厚华滋之境;毕加索若固守“蓝色时期”,就不可能开创立体主义革命。在“气墨灵象”的艺术演进谱系中,艺术必须从线墨具象→意墨意象→泼墨抽象→朴墨真象→气墨灵象不断超越,任何层面的停滞都意味着艺术生命的枯萎。 3.2 倒退之弊:艺术史观的悖逆 比停滞更危险的是艺术倒退——即“回转、反行,或称前行的反动”。吕国英从艺术发展规律高度指出:“艺术的演进、发展,呈现出由低级到高级、由探索到成熟、由成熟到超越成熟,进而进入新的层级的趋势与过程”。那种试图回归唐宋工笔重彩或西方古典写实的做法,无异于艺术史的倒行逆施。 他特别批判了两种倒退现象:一是“西画补课”论,二是“超写实”风潮。前者表现为“仿制、抄写或亦步亦趋”,后者则陷入“挑战照相机”的技术迷途。这些倒退现象的本质是艺术创造力的衰竭,导致作品“与艺术本身基本没有关系”。在吕国英看来,艺术必须向前发展,向着“超越具象,又超越意象,还超越抽象、真象”的气墨灵象境界进发。 3.3 泛滥之害:艺术神圣性的消解 吕国英用“泛艺术”概念直指艺术过度商品化、世俗化的乱象:“君不见,哪天不办展览,哪时不立(工作)室,哪刻不做讲学培训”。这种泛滥导致艺术神圣性的消解,使艺术从“精神之象、灵魂之居”堕落为追名逐利的工具。 在市场化大潮中,他观察到一系列异化现象:“美术馆申展者哪天不排队?所谓‘大师’‘名家’,谁人不立‘工作室’?官办美术馆挤不进,民间却随处随时有‘大展’?”。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泛滥伴随着价值标准的混乱:“随便涂鸦、胡抹、乱画、砍凿就敢言搞‘艺术’?”。吕国英强调,真正的艺术价值在于“其独创性、惟一性、不可重复与难以复制性”,而这正是泛滥艺术所抛弃的核心价值。 3.4 抄袭之罪:艺术本质的背叛 抄袭是吕国英批判最烈的病症,因其直接背叛了艺术的本质。他强调:“艺术的至高价值在于其唯一性与不可复制性,抄袭是艺术之大忌,也与艺术没有丁点儿关系”。这一立场植根于东西方艺术哲学的共同基础——从庄子的“技进乎道”到康德的“天才论”,都强调真正艺术的不可复制性。 吕国英借用鲍德里亚的“拟像三序列”理论(仿造→生产→仿真)剖析后现代文化中的抄袭现象,指出这些“拟像”行为导致艺术原创性的消亡。他断言:“靠‘抄’成功的大师,不仅东方找不到,西方也没有”,这一论断既是对艺术史的准确观察,也是对当下抄袭之风的严厉警告。 3.5 丑陋之恶:审美价值的颠倒 吕国英对“以丑为美”现象的批判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他将丑分为三个层面:自然之丑、社会之丑与艺术之丑,强调前两者可通过艺术审丑实现“化丑为美”的升华。但当下艺坛的丑陋现象则是“专门颠覆核心价值,特别热衷嘲弄经典,非常欣赏所谓肮脏人性,将自然与现时社会之丑,赤裸、直接地呈现与展示”。 这种丑陋艺术的危害在于“不仅是对美的龌龊挑衅,也是对艺术的亵渎与反动”。吕国英将其与“真善美”的核心价值对立起来,指出其本质是审美价值的颠倒。在“气墨灵象”的艺术理想中,美应是“纯粹之象、自由之象、超验之象”,是“集真善美爱于一体”的精神升华,而以丑为美的艺术实践与此背道而驰。 4 “润灵乐境”的审美超越与精神升华
“润灵乐境”是吕国英针对艺术主体(创作者与受众)提出的修养论,构成“推挽”机制得以运行的主体条件。这一概念包含两个维度:“润灵”指向艺术家需“滋精润灵,方可自审大美”;“乐境”强调受众要“聆心养慧,才能自在乐境”。二者共同构成艺术审美的精神超越之路。 4.1 创作主体的精神修养 对艺术家而言,“润灵”是精神境界的自我淬炼。吕国英强调:“艺术是寂寞之道,也往往是清贫之道”,这一观点直指艺术创作的精神本质。他通过历史对照揭示艺术大师的共通品质:“艺术史上,有哪个大师是因贪欲而成功?又有多少人生前满足了虚名浮利,身后背负骂名?”。这种对艺术纯粹性的坚守,在当下物欲横流的艺术市场中尤显珍贵。 “润灵”的具体路径包括—— 文化根脉的深耕:从中华美学精神中汲取养分,反对“去中国化”的文化自卑; 心性境界的净化:克服浮躁、急功近利的心态,回归艺术初心; 艺术语言的锤炼:超越笔墨技术层面,进入“如气化墨”的化境。 这种修养使艺术家能够抵达“高学大德”的境界,从而创作出具有“气墨灵象”特质的伟大作品。 4.2 接受主体的审美教育 对受众而言,“乐境”是审美能力的升华。吕国英强调,真正的艺术鉴赏需要“聆心养慧”——即通过心灵净化和智慧涵养,获得自在愉悦的审美境界。这一观点发展了康德的“无功利审美”理论,同时融入中国传统美学中的“虚静”观。 要达到“乐境”,受众必须克服物欲束缚:“物癖是精神滋养与需求的隔离墙,更是生命”。吕国英将物欲视为审美的主要障碍,认为对艺术品的物质占有欲(如收藏投机)会遮蔽其审美价值。真正的鉴赏应如庄子“心斋坐忘”般超脱功利,直达作品的精神内核。 在文化多元时代,“乐境”的建构还需避免两种极端:一是盲目崇洋的“以洋为美、以洋为尊”,二是固步自封的“门派思维、近亲繁殖”。吕国英主张以开放包容又不失主体性的态度,在全球视野中重建中华审美自信。 表:“润灵乐境”的双主体修养路径 
5 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5.1 艺术理论的原创性突破 吕国英“润灵乐境·推挽筑峰”理论在多个维度实现了艺术哲学的创新突破—— 理论模型的原创性:将物理学“作用力-反作用力”原理创造性转化为艺术动力学模型,突破了作者中心论或文本中心论的单向思维; 概念范畴的新建构:提出“推挽”“润灵”“乐境”等本土化学术概念,丰富了中国艺术理论话语体系; 艺术史观的辩证统一:在艺术演进规律上,既反对泥古不化的停滞论,又拒绝历史虚无的断裂论,主张在继承中创新。 尤为重要的是,该理论将艺术伦理学(忌盲、混、怨、欲、伪)、艺术创作论(五忌批判)、艺术接受论(反作用力)有机融合,构建了完整的文艺高峰建设理论体系。这种系统性思考在当下碎片化的艺术理论研究中尤为可贵。 5.2 中国艺术困境的诊疗方案 针对当下中国艺术面临的深层困境,吕国英的理论提供了极具现实意义的解决方案—— 破除笔墨迷信:针对中国画坛长期争论的“笔墨中心论”,吕国英指出“笔墨问题者,贻害中国艺术也”。他梳理了从董其昌“笔墨至上”到吴冠中“笔墨等于零”的论争史,认为这些争论陷入“就笔墨论笔墨”的误区,未能触及背后的“象之论争”——即中国绘画向何处去的根本问题。 超越中西对立:针对艺术领域的文化自卑与崇洋心理,吕国英提出“气墨灵象”理论既根植于中华美学精神(如“逸形入灵”承续顾恺之“传神”论),又融汇西方艺术精华(如抽象表现主义)。这种开放包容的立场为化解中西对立提供了新思路。 矫正市场异化:面对艺术品市场化带来的乱象,吕国英直指“以‘职’定价,以‘衔’论价”等怪象,提出以“气墨灵象”的艺术本体价值抗衡市场的价格异化,维护艺术的纯粹性与神圣性。 5.3 文艺复兴的实践路径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下,吕国英的“推挽筑峰”论具有重要的文化战略意义—— 三位一体的高峰建设:伟大作品(根本)、伟大艺术家(核心)、伟大受众(推手)的协同发展; 传统文脉的现代转化:将“气墨”“灵象”等传统概念赋予当代内涵,实现中华美学精神的创造性转化; 人类精神的共同追求:“气墨灵象”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它指向人类共同向往的“至美审美”境界。 正如吕国英所言:“不言而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大事业、大目标、大实践,文艺复兴是其中应有之义。而文艺复兴,就是‘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艺高峰’”。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推挽”理论为文艺高峰建设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 6 结语:走向超验的艺术境界
吕国英的“润灵乐境·推挽筑峰”理论,最终指向一种超验的艺术境界。他在第七篇立论《创新艺术 超验境界》中指出:“艺术形态要表达超越生命之美,需要超越之艺术新形式,而气墨灵象承载优秀美学思想、艺术传统,引领艺术创作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这种超验境界既是艺术的至高追求,也是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 在当下艺术生态中,“推挽”理论犹如一剂清醒良药:对创作者,它呼唤“高学大德”的自我超越;对受众,它倡导“乐境审美”的能力建设;对艺术作品,它确立“气墨灵象”的至高标准;对艺术生态,它构建“动态平衡”的发展机制。这一完整理论体系,既是中国文艺高峰建设的路线图,也是对人类艺术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 正如吕国英所展望的:“正是在这种反复推挽、循环互动的过程中,艺术(作品)不断进入新境界、跃上新高度,完成向伟大作品的华丽蜕变”。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这一理论为我们攀登文艺高峰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可行的实践路径。 (论文原文载:《解放军报》长征副刊、《文艺报》《人民政协报》学术家园、《“气墨灵象”艺术论》·中国商务出版社;《粤海风》《中华时报》理论连载等) 2025.05.26·北京 附 吕国英 简介
吕国英,文艺理论、艺术批评家,文化学者、诗人、狂草书法家,原解放军报社文化部主任、中华时报艺术总监,央泽华安智库高级研究员,创立“气墨灵象”美学新理论,建构“哲慧”新诗派,提出“书象·灵草”新命题,抽象精粹牛文化。出版专著多部、原创学术论文多篇,撰写哲慧诗章两千余首。 主要著作:《“气墨灵象”艺术论》《大艺立三极》《未来艺术之路》《吕国英哲慧诗章》《CHINA奇人》《陶艺狂人》《神雕》《国学千载“牛”纵横》《中国牛文化千字文》《新闻“内幕”》《艺术,从“完美”到“自由”》。 主要立论:“灵象”是“象”的远方;“气墨”是“墨”的未来;“气墨”“灵象”形质一体、互为形式内容;“艺法灵象”揭示艺术终极规律;美是“气墨灵象”;“气墨灵象”超验之美;“书象”由“象”;书美“通象”;“灵草”是狂草的远方;诗贵哲慧润灵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