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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先生的细节之光 ——写在兰州大学校长江隆基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 屈维英 在江隆基校长的人生轨迹里,没有轰轰烈烈的宣讲,却藏着无数浸润人心的细节——既有教育改革的远见,也有日常待人的温暖,更有家风传承的质朴。这位留日、留德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从延安大学副校长到北大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再到兰州大学掌舵人,他的“严家风”与“厚民生”相融,恰是那个困难年代里“以身作则、与民共苦”的人民教育家的生动写照。 
江隆基先生 北大岁月:敬学、友邻的两桩暖心事 北大任职期间,江隆基做的两件事,至今仍是校园里的温情谈资。 让房给冯友兰:司徒雷登曾住过的宅院,是校园里地段最好、格局最精致的住处,红墙环绕,绿树成荫,安静得最适合做研究,江隆基一家曾在这里住过几年。到北大后,江隆基在普遍走访教授、专家时,了解到冯友兰住房狭小拥挤,不利于做学问时,立即找后勤说:“冯友兰先生搞哲学研究,比我更需要清净地方,把这房换给冯先生,我去住普通宿舍就行。”没等冯友兰推辞,江隆基已经主动搬了家,全程没提一句“谦让”,只说“学者就得有个好环境”——这背后,是他对“学术优先、保障师资”教育理念的最早践行。 赠大书桌给苏联专家。当时有苏联教育专家来校指导,江隆基去专家办公室走访,见专家桌上堆的满是俄文文献、教案手稿,桌子又小又旧,连同时摊开几本书都难。他没打招呼,转身就回自己办公室,叫上工作人员一起,把自己那张宽大、厚重的实木办公书桌抬了过去,亲手帮专家把资料摆好,笑着说“你用这个方便,我用小桌子够了。”这桩没声张的小事,既成了中苏教育合作交流里的佳话,更藏着他“尊重专业、服务教学”的务实态度。 兰大日常:守规矩、护人才、暖人心的每一个细节 从赴任兰大的路上到日常工作,他的每一个举动,都是教育理念与做人准则的落地生根: 赴兰大列车上的善举:软卧让人,给穷学生买车票。1959年,江隆基从北京调往兰州赴任时,因为他是高级干部,按规定买了软卧铺位——那个年代软卧稀缺,只有级别够的干部才能乘坐。当时北京到兰州的火车速度极慢,全程要走三十七八个小时,他那年也已50多岁,本可安稳休息,却始终记挂着旁人。他把软卧让给随行秘书聂大江的爱人姚淼和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后来又遇到一个兰大穷学生,因无钱买火车票将被赶下车时,江隆基没多想,立刻掏出钱帮学生补了车票,还叮嘱“路上别饿着,买点吃的。” 接风糖果:补交糖钱,不搞特殊。江隆基到兰大第一天,校领导班子开欢迎会,见第一次面。见面时,校办主任特意端来一盘包装精致的糖果,递给他说:“江校长,一路辛苦,这是给您接风的,一点心意。”他笑着收下、尝了一颗,等欢迎会散场、大家都走了,立刻叫住工作人员,掏出钱来补交糖果钱,语气特别认真:“这是给我个人的礼,不是学校统一待遇——单位有规矩,我不能搞特殊,这钱必须交,以后可别这样了。” 
《江隆基传》苗高生、韦明、邱峰,兰州大学出版社,2018年1月 职级与党费:主动降薪,夫妇同心 江隆基本是五级干部,到兰大后一打听,发现甘肃省委书记的职级才是六级。他当即就琢磨:“我是来兰大做事的,职级比地方主要领导高,平常对接工作、一起商量事,难免让人家有顾虑,不利于开展工作。”没等上级开口,江隆基主动写报告申请“降一级”,最后按六级干部领工资,毫无怨言。 不仅如此,他每月都主动多交党费——当时江隆基月工资约300多元,按规定交的党费本就够标准,他却额外再补,每月固定多交三四十块;夫人宋超时任兰州女中校长,也是一名优秀教师,知道后没说一句反对,也跟着他一起多交党费,夫妇俩多年从没落下过一次。 破格录取1米48考生:不看身形,只重人才。招生季,有个山东考生的档案递到江隆基桌上——成绩在所有考生里排前列,可体检表上写着“身高1米48,体重36公斤”。招生组的老师犹豫了,跟他说“这孩子身形太小,怕以后上课、做实践扛不住”。江隆基拿过档案,翻了考生的作文、专业课答卷,当场拍板:“选人才看的是成绩、是潜力,能考这么好,说明他有恒心、有真本事——怎能以身形论高低?必须录取!”后来这学生果然没让人失望,一路读到研究生,成了文学界小有名气的学者,著述等身。 成全郑重:写《西安事变》、《彭大将军》,成西影台柱子 生物系青年教师郑重,文学天赋格外突出——写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文字接地气、有灵气;写诗歌也有功底,在校刊上发表过不少作品。郑重私下找江隆基,红着脸说:“江校长,我真的喜欢中文,想转到中文系去。”江校长没以“跨专业难协调”推脱,先找生物系、中文系的主任了解情况,又仔细看了郑重的作品,第二天就安排两系对接,帮郑重办好了转系手续。 郑重进中文系后,江隆基还找他聊天,鼓励说“写东西不能关在教室里,要去农村、去工厂,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找素材、提炼思想——重大历史题材更要沉下心写,才能写出分量。”郑重记着这话,不仅带着同学下基层体验生活,更沉下心来研究历史,后来先后写下《西安事变》、《彭大将军》等两部很有影响力的小说、剧本。这两部作品既成了他的代表作,也让他在文学界、影视界站稳脚跟,最终成了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台柱子”。 2001年,由郑重主创的八集电视剧《江隆基》在中央电视台及各地电视台播出,获第八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江隆基的最后十四年》王 戈、王作人 著,作家出版社,2015年6月; 用温情留住了一名欲走的名师:以情暖心,留住人才 那几年总有人来兰大挖优秀教师,兰大有位教师被外地高校许了更好的条件,动了心,硬着头皮找江隆基提出“想调走”。江校长没生气,也没急着劝“别去”,而是先给教师倒了杯糖水——那年代糖是稀缺货,寻常人家过年都舍不得多买,学校也只有招待重要客人时才会备着。江隆基把温热的糖水递到教师手里,拉着椅子坐下,没提“挽留”二字,只跟教师拉家常:从教师手头正在做的研究项目,聊到学校接下来要给这个学科加经费、配助手;从课程怎么优化更实用,聊到教师家里孩子上学方不方便、需不需要学校帮忙。聊着聊着,教师握着杯子红了眼,主动说:“江校长,我不走了——您这么看重我们这些教书的,我听您的,留下来好好干。”后来这位教师留在兰大深耕多年,出了不少研究成果。 家风与民生:困难年代里的“严”与“暖” 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全国物资匮乏,生活困难,江隆基身为校长,从没有搞过特殊,反而以“严家风”要求家人,以“暖举动”关照他人——这些细节,他的女儿江亦曼后来常提起,满是对父亲的敬重。 子女挖野菜:共尝苦日子,不搞特殊化。那时候粮食紧张,江隆基从不让家里搞“特殊供应”,和普通百姓一样省吃俭用。他的女儿江亦曼经常提着小篮子,跟着邻居家的孩子一起去野外挖野菜:春天挖苦苦菜、蒲公英,洗干净焯水后拌着吃;初夏摘榆钱,和着少量玉米面蒸成“榆钱饭”;槐花盛开时,就摘一大筐洋槐花,回家蒸槐花麦饭、做槐花汤——这些野菜粗粮,成了家里餐桌上的常菜。 江隆基从不会因为自己是校长,就给孩子弄细粮,反而常跟子女说:“老百姓都在吃这些,咱们不能搞特殊,要知道日子的苦,才懂得珍惜。”江亦曼后来回忆,父亲每次吃野菜,都会特意多吃几口,笑着说“这菜清热败火,比细粮还养人”,其实是怕孩子们觉得苦、不愿意吃。 送黄油、鸡蛋给幼儿园:让孩子们吃点好的。困难年代,江隆基每月有黄油和鸡蛋的补助,子女回忆说,父亲总是把补助送给幼儿园的孩子们,他跟夫人宋超说:“幼儿园的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野菜粗粮消化不动,黄油鸡蛋对孩子们来说,比咱们有用。”幼儿园的老师起初不肯收,说“校长您家孩子也需要”,江校长总是摆摆手说:“我家孩子吃野菜能长大,这些小娃娃可不行——咱们当大人的,得把好东西留给下一代。”时间久了,幼儿园的孩子们都知道“江校长爷爷会送黄油、鸡蛋来”,每次江隆基路过幼儿园,孩子们都会围着他喊“校长爷爷好”,这成了兰大校园里最温暖的画面之一。 
《江隆基教育文选:纪念江隆基诞辰100周年》兰州大学出版社 身后事与平反:民心所向的纪念 荒滩安葬与民间纪念:江隆基“文革”中因康生诬陷含冤去世后,最初被埋在兰州的荒滩上,没有墓碑、没有记号。可周边的百姓、学生记着他的好,悄悄在安葬处立了块石头做标记,常年有人自发去那里献花、鞠躬,哪怕时隔多年,也没人忘了这位好校长。 平反昭雪与20里长街送行:后来为江隆基平反时,组织上专门派人调查、整理他的材料,不少曾受他帮助的师生、百姓主动站出来作证,为他翻案。平反追悼会上,王震将军亲自送的花圈摆在头一排,以示对他的敬重;出殡那天,兰州百姓自发沿街相送,队伍绵延20里长街——这样的阵仗,在当地是极少有的,足见他在百姓心里的分量。 教育理论与实践:从“高教八条”到体系化贡献 江隆基最核心的价值,在于他将延安时期的教育经验、留洋学到的先进理念,与中国高校的实际结合,形成了一套“务实、重效、以人为本”的教育理论体系——其中“高教八条”是核心载体,而围绕“八条”延伸的理论思考,更奠定了他在中国高教史上的地位。 高教“八条经验”的总结。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江隆基在执掌北大、兰大期间,针对当时高校“重政治轻专业、重形式轻实效、重管理轻服务”的问题,在1962年撰写的《试论高等学校工作的经验》一文中,系统地总结并提出了高等学校工作的"八条经验": (一)高等学校的基本任务是贯彻执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培养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专门人才。因此,以政治为统帅,以教学为中心,合理安排教学、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促进学生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 (二)学校教育的特点是依靠一定的教师,借助一定的教材,按照规定的教学计划进行教学。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的积极性相结合,以课堂教育为主,辅之以各种必要的教学方式。 (三)学校教育以传授现成的知识和经验为主要内容,而牢固掌握理论知识又需要一些必要的实际活动来印证。因此,理论与实践统一,而以理论学习为主;科学知识与实际技能相结合,而以科学知识为主。 (四)高等学校所进行的是专业教育,每个专业都根据不同的培养目标,设有基础课、专业课及专门化课程。根据既定的教学计划,采取由浅入深,由基础到专业,循序渐进、逐步提高的方法,首先学好基础课,然后学好专业、专门化课程。 (五)学习必须依靠个人的努力。学生之间由于基础、才能和努力程度的不同,学习成绩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要承认学生学习的差别性,采取因材施教的方法,培养学生独立钻研的兴趣,充分发挥学生个人的才能。 (六)高等学校是学术活动的场所,教学质量的好坏,决定于学术水平的高低,而提高学术水平的关键,又在于不断提高师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扬学术民主,提倡学术探讨,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七)高等学校是由教师、学生、职工三部分人组成的,而这三部分人中又有党与非党之分,教师之中又有青老之分,要办好学校,必须搞好这几部分人的团结与合作。因此,要不断调整教师与学生、老教师与青年教师、师生与职工之间以及党与非党、先进与落后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他们之间的矛盾。 (八)教育工作是一种长期奋斗的学术活动,是一种复杂细致的思维活动,它需要安静的环境、稳定的秩序、清醒的头脑和持久不懈的旺盛情绪。因此,动静结合、劳逸结合、革命干劲与科学态度结合,大胆创造与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 
江隆基先生雕像 理论延伸:对“教育本质”的深度思考 围绕“高教八条经验”,江隆基还留下了大量理论文章,核心可概括为三大观点,这些思考后来被收录进《江隆基文集》《江隆基教育论文集》,成为中国教育理论的重要财富。 “教育的核心是‘育人’,不是‘制器’”。他在文章中反复强调“高校不是‘工厂’,不能把学生培养成‘标准化零件’”,主张“既要教专业知识,更要教‘做人做事’——比如对郑重的培养,不仅支持他转专业,更引导他‘从现实中找素材’”,正是这一理念的实践。 “师资是‘立校之本’,要‘尊重+服务’并举”。他提出“对待教师,不能只提要求,要解决实际问题”——比如给苏联专家换书桌、用温情挽留教师,背后是他“感情留人+事业留人”的理论;他还主张“教师待遇要向‘实干者’倾斜”,在兰大期间推动“课时费向一线教师、科研突出者倾斜”,打破了当时“平均主义”的桎梏。 “地方高校要‘扎根地方’,才有独特价值”。针对兰大等地方高校的发展,他提出“不跟北大、清华比‘综合排名’,要比‘地方贡献’”——比如兰大的地质系聚焦西北矿产资源,农学系研究干旱地区种植技术,既解决了地方难题,也让学校形成了不可替代的特色,这一观点,至今仍是中西部高校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 留日、留德的理论根基:马克思主义教育观的中国化 江隆基的教育理论,还离不开他留日、留德期间打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早在留日时就与兄长江裕基合著《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批判》,其中专门论述“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提出“教育要服务于‘人的解放’和‘社会进步’,不能脱离现实。”留德时,他任旅欧华侨反帝同盟书记,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同时,对国外教育的普遍规律有切身感受。在我国抗日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国初期从事党的教育工作实践中,他深切感受到必须把教育的普遍规律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走中国化道路,提出“中国的高教,既要遵循教育规律,更要契合中国国情——比如在延安时期强调‘教育为革命服务’,在建国后强调‘教育为建设服务’,在兰大强调‘教育为西北发展服务’”,始终坚持“理论不脱离实践、教育不脱离时代”,这也是他所有教育理论的根本出发点。 江隆基120周年诞辰之际,兰州大学、北京大学、延安大学的纪念活动,缅怀的不仅是那个“补糖钱、让软卧”的温暖校长,不仅是那个“严家风、送细粮”的质朴父亲,更是那个为中国高等教育“探路”的理论开拓者——他的家风细节,见其“为人”;他的教育实践,见其“为事”;他的理论贡献,见其“为学”。三者合一,正是江隆基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屈维英先生近照 作者简介:屈维英,男,甘肃庆阳市环县人,生于1942年12月,毕业于中国新闻学院,新华社原高级记者,中华辞赋社会员,已创作辞赋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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