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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光华 丝路梵影 ——叩问“世界第一浮雕壁画摩崖大佛” 佛教在印度产生之后,随着其自身发展的进程,不断向印度本土以外的周边邻国传播扩散。伴随佛教的传播,弘扬佛教思想的佛教寺院、佛教石窟和其他佛教艺术品也一起传入中国。甘肃是通往西域的走廊,而武山县作为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城镇,石窟文化也在这里得到发展。 2022年6月24日,武山县举办了以“世界第一摩崖浮雕大佛的时代意义”为主题的“首届武山拉梢寺世界第一摩崖浮雕大佛研讨会”,来自省内外的20余位专家学者,及中央驻甘和省市媒体记者,以及县内石窟文化研究人员近200人,就石窟开凿年代、文化内涵与价值、造像特点与艺术、浮雕与壁画及其艺术、题记与发愿文、祈福文化、石窟构架技术、石窟资源与旅游开发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认识和新见解,代表了国内水帘洞石窟艺术与文化研究的最新水平。 本文即根据这次研讨会,结合多年来专家学者对武山水帘洞石窟研究取得的成果,就大众所普遍感兴趣的问题,对有关专家学者进行了专访。 
石窟壁画 张鹏波 摄 问:水帘洞石窟群的壁画和造像年代能否基本确定?其内容是什么?有何特点? 杜斗城(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在武山水帘洞拉梢寺石窟群中,只有大佛崖保留有明确的造像铭记,阴刻在大佛北面菩萨身旁距地面25米的崖壁上,楷书竖写,共12行,全文为: 维大周明皇帝三年(559),岁次乙卯,二月十四日,使持节柱国大将军、陇右大都督,秦、渭、河、鄯、凉、甘、瓜、成、武、岷、洮、邓、文、康十四州诸军事、秦州刺史、蜀国公尉迟迥与比丘释道减,于渭州仙崖,敬造释迦牟尼像一区,愿天下和平,四海安乐,众生与天地久长,周祚与日月俱永。 尉迟迥曾出镇秦陇,史书中除记载他“好施爱士”之外,对其佛教信仰记载很少.然而,此缺憾却被武山拉梢寺旁这块题记的发现而弥补了.此题记指明拉梢寺大佛崖造像造于北周明帝宇文毓三年(559),为陇山左右及河西一带北周造像的断代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实物资料。题记提到大佛崖造像主是尉迟迥,证明北周时期较大规模的造像均与政治势力有切实关系.由此可以认为:尉迟迥在拉梢寺的修造佛像,可能带动了这一带的石窟开创。 从拉梢寺石窟群北周时期的造像和壁画来看,佛与菩萨的造型,基本上改变了北魏晚期至西魏时的秀骨清相、褒衣博带的特点,逐渐趋于丰满,由之前清俊、飘逸的格调,逐渐过渡为庄重健美的风格。造像题材主要组合为一佛二菩萨或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七佛、一交脚菩萨二胁侍菩萨等,故其反映的佛教思想亦较为简单。其壁画中规模较大和内容较多的为水帘洞第一组佛说法图,此组壁画中心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上下皆有飞天、弟子及供养人等。壁画下部有供养比丘及供养人,男供养人多穿圆领窄袖胡服,女供养人圆领窄袖长裙,有些还配有牛车等物,此皆应为北周宇文氏贵族崇佛的真实写照。这也许可以说明,作为秦州总管的尉迟迥,也加入了善男信女的行列之中。或许因为他的到来和修造,这里又成为北周时代陇右地区的又一个佛教圣地了。 
大佛壁画 张鹏波 摄 问:作为2001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五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武山水帘洞壁画艺术的保护和研究现状如何? 张玉璧(天水师范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甘肃是中国的石窟之乡,在全省从东到西纵贯1500多公里的“丝绸之路”两旁,分布着大小不等的石窟群,武山水帘洞石窟群就是其中之一,它位于武山县城东北25公里的鲁班峡谷中。石窟群创建年代的上限为前秦后期,下限为北周明帝武成元年(559年)2月,经北魏、北周、隋唐五代至宋元明清历朝的增建和重修,曾形成“五台七寺”的宏大规模。但近代以来,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原因而屡遭破坏,现仅存水帘洞、拉梢寺、千佛洞、显圣池4个较为完整的单元。 水帘洞石窟群是将浮雕、窟龛、悬塑、壁画相结合,融历代佛教思想和艺术于一体的一处露天石窟寺群,在全国石窟艺术宝库中极为珍贵。窟群现存历代造像百余尊,壁画2000多平方米,建筑物十余座,题记碑刻10通。其中拉梢寺摩崖题记更是为研究石窟分期断代及美术史的渊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1959年,水帘洞石窟群由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考古调查时发现;1963年2月11日,被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1年9月10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再次公布其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以后,甘肃省文化厅和当地政府及民间组织曾多次拨款或筹资进行维修;1985年,武山县政府批准成立了水帘洞文物保管所,对石窟进行日常化的维护和管理;1995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武山县文化局、水帘洞文管所、武山县博物馆,共同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摄影和测绘;2001年6月25日,被国务院正式批准公布为第五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但是,水帘洞石窟艺术群中现存的精美壁画,除部分作为甘肃省主要石窟寺宇介绍的附属资料而载入《中国美术全集·壁画卷》之外,长期以来,国内对水帘洞的壁画艺术尚无专门研究,甚至可以说是一片空白。 因此,我们应该抓住历史的机遇,大力开展水帘洞石窟艺术的研究工作。 首先,与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等石窟壁画艺术进行比照性研究。将武山水帘洞石窟壁画艺术放在中国历史和佛教美术发展史的长河中进行系统的宏观考察,从佛教壁画艺术由“西域画风”向“中原画风”的纵向风格演变中考察水帘洞壁画的内容与形式诸方面的问题,是武山水帘洞石窟壁画艺术研究必然的也是可行的一个思路。 其次,结合水帘洞壁画艺术所处的自然环境、形成的历史文化条件以及当地的民情风俗,进行综合性考察,并对水帘洞石窟群壁画艺术本土化的程度做出理论上的梳理与艺术价值方面的判定,探究水帘洞壁画所具有的地域特色和独特艺术魅力,是我们进行研究的又一可行性思路。 对武山水帘洞石窟壁画艺术的研究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与价值: 第一,武山水帘洞石窟艺术作为外来艺术,在汲取了汉文化丰富的营养和精华之后,在中国大地扎下了深厚的根基。在它的周边,那些大小不同、风格各异的石窟群,无不闪耀着佛教文化的瑰丽光芒,其丰富的内涵、高度的艺术成就以及悠久的历史、优雅的造型、独特的审美视角,举世瞩目。在今后的深入考察和研究中,画家、雕塑家、宗教家、建筑师、工艺家、考古学者、民俗学者、古文字学者、历史学者、地理学者等,都可以从中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第二,水帘洞石窟群现存的壁画艺术,上起北周时期,下至唐宋元明清各代,历时1000余年,足以勾勒出我国古代壁画艺术的发展过程,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我国古代绘画艺术的水平。通过对水帘洞现有的造像、壁画遗存、题记等的研究,通过对水帘洞壁画“绘塑结合”的地域特征富于理论性的揭示,可以对中国的美术史研究与壁画史研究做出贡献。 第三,研究水帘洞石窟群壁画艺术,可以为“西部大开发”提供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同时有助于从历史的高度来提高人们对西部历史和文化的认识。 试想,如果宗白华先生当年亲临过武山水帘洞,观看过这里的石窟壁画艺术,他一定会更为高兴。因为天佑中国的是,替我们保留了那千年艺术的灿烂遗影者,不止敦煌一处,武山水帘洞,就是一个放射着奇光异彩的壁画艺术的圣地。 
壁画飞天 张鹏波 摄 问:水帘洞石窟艺术群中的浮雕、壁画和相关文物,蕴含着怎样的文化内涵呢? 裴应东(武山县文物保护研究中心主任)水帘洞石窟群佛教艺术,所蕴含的祈福文化内容丰富,内涵深刻,形式多样,把印度早期曼陀罗艺术的佛教纹饰与中华五福文化“福、禄、寿、喜、财”衍变融合,在石窟群艺术题材中得到全面体现。 水帘洞早期佛教石窟艺术主要是莲纹、忍冬纹和火焰背光纹,蕴涵着丰富的祈福文化寓意。莲花是佛教的标志,犹如基督教的十字架,伊斯兰教的新月。“远尘离垢,得法眼净”代表佛国净土,“出淤泥而不染”象征圣洁吉祥,寄托着佛教徒对幸福生活的希望。水帘洞石窟艺术中莲花作为最主要的装饰纹样,广泛地被应用,忍冬纹也是水帘洞石窟群早期壁画艺术中最流行的纹饰,火焰纹常用作绘制佛像背后的光圈式装饰图案,寓意佛法无边,衬托佛的高大威严。在水帘洞石窟群壁画的佛像头光、项光和身光图案纹饰中冉冉火焰随处可见,多为圆形。 飞天和瑞兽也是水帘洞石窟艺术重要的祈福文化题材。在早期佛教中,飞天是指能通天之神,是天堂的象征,也是自由的符号,活泼明快,寓意追寻幸福理想。飞天是佛教文化与石窟艺术结晶的瑰宝,水帘洞石窟群飞天图饰多绘窟龛顶部。佛教认为白象是菩萨的化身,佛祖释迦牟尼被誉为“人雄狮子”,被信徒推崇备至。佛教传入中国后,狮子成为大势至菩萨、文殊菩萨的坐骑,俨然成为护法的形象,表示驱恶纳祥的意义。鹿在佛教中是“美丽、富有、和平、长寿”的象征。鹿的寿命较长,故在中华文化里常与鹤同被“仙化”,有仙鹤、仙鹿之美称;鹿与禄字谐音,人们祈求升官晋级常又因“有鹿”以为吉兆,后又与福寿合称“福禄寿”,民间传说中“福禄寿”乃天界三仙,专为人间传布吉祥。 佛教法器和舍利塔也是水帘洞石窟艺术表达祈福文化的重要载体。水帘洞石窟群壁画艺术中随处可见这些吉祥法器图饰。水帘洞石窟建筑中元代的佛舍利塔就有8座,塔就是佛的象征,舍利又是塔的宗教灵魂。 水帘洞石窟文化承上启下、中西合璧,莲花、忍冬、火焰、飞天、瑞兽、法轮、净瓶、金刚杵、如意、菩提、舍利塔等这些印度佛教艺术题材,与中国传统祈福文化理念融合,成为石窟艺术的主要表现形式,更是凝结了中国人的伦理情感、生命意识和审美情趣。后来,随着儒释道三教在此合流,“以儒治国、以佛治心、以道治身”的思想也融入到石窟群的祈福文化图案元素中,拉梢寺摩崖题记“愿天下和平,四海安乐,众生与天地久长,周祚与日月俱永”就是对这一主题的很好诠释。 
壁画宝瓶 张鹏波 摄 问: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对于武山水帘洞石窟群的营建,有什么影响? 苏海洋(天水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裴应东(武山县文物保护研究中心主任) 武山水帘洞北周佛教造像艺术既有北周“浑圆饱满”、“面短而艳”的风格,又受到了西域以及中亚等文化的影响。北周大佛是水帘洞石窟艺术的缩影,反映了北朝时期丝绸之路上域外文化、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互相交融的情景。 水帘洞石窟所在的武山县位于丝绸之路秦陇南道和青海道交通干道沿线,深邃的鲁班峡成为佛教徒修行悟道的首选之地。北周积极开展与西域的交通,武帝时最为频繁。尉迟迥任秦州总管后,于秦州之西的渭州建造拉梢寺摩崖三像。由于他的首建,使水帘洞石窟群成为陇右地区仅次于麦积山石窟的大型石窟群,也是北周时期始创的大型石窟寺,是西北地区由氐、羌等民族主导的开窟造像活动的一部分。 水帘洞石窟群的隋代遗存均为摩崖壁画,内容多为佛说法图或菩萨说法图,其中交脚菩萨的说法图较多,与敦煌莫高窟相似。这说明在延续北朝弥勒上生信仰的同时,由于国家的统一,经河西走廊通西域的丝绸之路再次畅通,推动了敦煌与秦州之间的佛教艺术的交流,还促进了南北佛教艺术的交流,麦积山、炳灵寺、敦煌、水帘洞壁画中大量出现南方石窟使用的传统线描、晕染技法,供养人形象、服饰也出现南朝风格。 在唐代,处于西北陆上丝绸之路和唐蕃—尼蕃古道汇合处附近的炳灵寺石窟成为当时陇右地区的宗教中心,而渭河上游的麦积山石窟和水帘洞石窟的宗教地位受到很大的影响,因而遗留至今天的该时期的佛教遗存不多。 
摩崖题记 张鹏波 摄 吐蕃占领陇右后,受唐和吐蕃双方拉锯战的影响,没有留下更多吐蕃时期的宗教遗迹。 北宋时期,秦陇南道沿线佛教中国化、地方化和民族化趋势加强。处于甘肃东部的渭河流域属于北宋版图,石窟明显受到北方禅宗的影响,而洮河流域和湟水流域曾经是吐蕃部族的聚居地区,藏传佛教和汉地佛教融于一体。武山水帘洞石窟群地处渭河上游,石窟艺术更多受到汉传佛教的影响。 元代初年,由于交通线路的改变,武山在中西交通中的地位进一步下降,使得水帘洞石窟与域外石窟艺术交流隔绝,促使其进一步向地方化与民族化方向发展,迎来了水帘洞石窟开凿的又一黄金时期,在绘画技法和表现形式上体现出浓郁的藏传佛教风格。拉梢寺石窟出现的数量不少的佛教密宗的绘画,均与吐蕃部族的影响不无关系。 明代,随着秦陇南道在国际交通中的地位进一步下降,伊斯兰教在西域的扩展和在甘肃境内的逐渐兴盛,秦陇地区佛教与域外佛教交流进一步减少,而大一统王朝政治的渗透、程朱理学的兴起和道教的传播,佛教世俗化和民族化进一步加深。这一时期的水帘洞石窟群的遗存主要为天书洞造像,三佛二弟子像,佛像均为坐式,肉髻低矮,面部方圆,五官小而集中,大耳垂肩,腮部略下垂,面部显得较为臃肿,下颌圆垂,颈部较短,程式化、世俗化特点更加突出。 总之,武山水帘洞石窟艺术是域外文化、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融合的结晶。但在武山水帘洞石窟的开凿、发展、兴盛和衰落过程中,丝绸之路、地缘政治、宗教信仰空间在不同时期对石窟群发展的影响力存在着差异。但从整体上看,从早到晚,域外文化因素逐渐衰减,民族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与地域文化的影响力逐渐增加。武山水帘洞石窟艺术的演变轨迹,生动地折射了丝绸之路佛教艺术的中国化、世俗化和民族化过程。 
大佛浮雕 张鹏波 摄 问:对于水帘洞石窟群的“世界第一”,应当如何准确定位? 雍际春(天水师范大学文史学院教授):“世界第一”就是水帘洞石窟群具有世界影响和知名度的突破点所在。据《水帘洞石窟群》艺术数据,拉梢寺坐佛高度34.75米,崖面大佛及整体壁画高42.3米,宽43米,面积约1800平方米、所谓摩崖大佛,是笼统对从天然崖面凿刻的大佛像的统称,如通高71米高的乐山大佛,阿富汗巴米扬大佛也有53米高,它们均可以称为“摩崖大佛”因此,称拉梢寺大佛为“世界第一摩崖大佛”肯定不能成立,必须要加以限定和确指。这尊大佛实际上是由浮雕加壁画共同构成的,而且是彩绘。因此,称其为“世界第一浮雕壁画摩崖大佛”,或者为“世界第一浮雕彩绘摩崖大佛”,才是恰如其分的。就是说,浮雕、壁画是拉梢寺大佛的基本特征,彩绘更是其特色。有了这样的界定,称“世界第一”才不会出现歧义。只有称谓准确,界定科学,才能得到认可,也不至于出现认知和宣传的混乱。 
舍利宝塔 张鹏波 摄 问:水帘洞石窟群作为丝绸之路上一项重要的文化遗产,今天应当如何对其进行保护、开发和利用? 张玉平(天水师范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对水帘洞石窟艺术资源的开发,应从两个方面着手。首先,从学术方面着手,要注意水帘洞石窟基础的学术研究,还要注意水帘洞石窟艺术的“再生”。所谓“再生”,即以其原生艺术为模本,以现代艺术思维创造出新的艺术品或艺术样式,也可以叫“文化增殖”。其次,对水帘洞石窟的旅游开发,应从以下几方面开展:在正确处理开发利用与合理保护关系的基础上,制定科学的旅游开发战略;加大宣传力度,提升水帘洞石窟对外的知名度;突出特色,加大开发力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管理人才的培养;加强区域合作,共同开发旅游资源。以举世闻名的麦积山石窟为中心,整合周边中小石窟,形成以石窟为主的旅游线路。 应当指出的是,武山水帘洞石窟群不仅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更是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 西北师范大学华夏文明传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张兵指出,甘肃地区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很早就是历史上各民族融合的重要熔炉,而丝绸之路的开通更使这里成为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扩散、交流与融合的交接点。如甘肃最具特色的佛教文化,就是在汉唐时期民族大融合的轨迹中发展起来的。以秦州而言,除麦积山之外,武山水帘洞、甘谷大象山的石窟艺术,在雕塑、建筑等宗教遗产方面集中代表了当地佛教文化发展的水平和特色(《华夏文明资源与甘肃地域文化特征》《光明日报》2013年07月25日11版)。 
狮子浮雕 张鹏波 摄 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代佛教兴盛的原因主要有:这一时期,社会长期分裂,战乱频繁,人民生活困苦,需要精神寄托,这种社会环境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基础;民族融合促进了佛教的传播。少数民族对佛教的接受和信仰,以及他们在中国佛教流布中的贡献,加速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佛教教义相对于其他宗教更为通俗,修行方法简单,易于被人认可和接受,特别是佛教的因果报应和众生皆可成佛的观点,对平民大众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这一时期,道教教义不完善,难以被广泛接受,同时,道教的一些实践如炼金丹求长寿等,对于平民百姓没有太大的吸引力。相比之下,佛教的宗教内涵更加丰富,能够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 只有把武山水帘洞石窟群放在特定的地域文化环境中,放在中外文化交流和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大背景下,我们才能看得更为真切,了解得更为全面和深入,也才能古为今用,让它在新的时代放射出更为耀眼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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