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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大雪”节气,但窗外的小雨,却在敲打着榕树叶,淅淅沥沥,像一种低徊的节拍。这雨声,让我忽然想起另一种声音——那是一种钢铁般坚硬、洪流般奔涌的旋律,几个铿锵的音符,便能瞬间将人拉入一个阔大而庄严的场域:“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这是刻进无数中国人生命记忆里的节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而赋予这钢铁洪流以灵魂的人,叫郑律成。一个毕生都在寻找声音,并用声音为一个时代塑形的人。 他寻找的第一站,是延安。1937年,这位二十三岁的朝鲜青年,背着一把小提琴和几本歌谱,穿越烽火,抵达了这片被理想照亮的黄土高原。他不是来避难,而是来寻找一种能穿透黑暗的“声音”。他找到了。那是一个夏日的傍晚,夕阳如熔金般倾泻在延河水和战士们的斗笠上。一场集会散去,人群像欢腾的溪流奔向四方。年轻的郑律成胸中陡然被一股热浪击中,他对身旁的女诗人莫耶说:“给我写一首歌词吧,就写我们热爱的延安。” 词,在诗人的膝头诞生;曲,在他炽热的胸腔里轰鸣。两天后,《延安颂》的旋律,便从他栖身的窑洞里飞了出来。那声音,不再是哀怨的流亡曲,而是恢弘的、光明的、充满朝气的颂歌。它像磁石,吸引着万里之外彷徨的心;它又像火把,成为海外华侨募捐支援抗战时,用以点燃热血的精神薪火。在延安,艰苦的物质生活与丰盈的精神世界,构成了奇妙的二重奏。郑律成是这二重奏里最活跃的音符之一。他深信,若不将音乐献给脚下的土地和战斗的人民,音乐史将会留下一片巨大的、可耻的空白。 于是,他的寻找进入了一个更艰苦、也更伟大的阶段——为战斗者铸造号角。1939年,他与诗人公木挤在同一孔窑洞里,决心创作一部《八路军大合唱》。那是真正的“无中生有”。延安没有钢琴,甚至没有一把像样的手风琴。他的作曲工具,是自己的手掌、膝盖,是窑洞里那张白木茬的桌子,甚至是户外冰冷的石块。他想让《骑兵歌》里有马蹄嘚嘚的韵律,让《炮兵歌》里有大地震颤的轰鸣。他常常一个人跑到无人的山沟或坡上,边走边唱,用手掌击打一切可以发出声响的东西,寻找那个最准确的节奏。公木有一次看见他从外面回来,手指上渗着血——原来他竟是用敲打石子的方式,来“听取”旋律的骨骼。这哪里是在作曲?这分明是一个战士,在用血肉之躯与钢铁的时代碰撞,迸溅出火花,再将这火花锻造成音。当《八路军进行曲》那如同山脉起伏、江河奔腾的旋律最终被他从虚空中“敲打”出来时,他执意在最前面加上三个斩钉截铁的“向前!” 那不是技巧,那是从灵魂深处迸发出的、不容置疑的冲锋命令。 时代的风云,将他吹向了另一片需要声音的土地。抗战胜利后,他奔赴朝鲜,又谱写了《朝鲜人民军进行曲》。世界音乐史上,一人谱写两个国家的军歌,堪称绝唱。而当战火再起,他竟主动要求前往前线坑道。在那里,在机枪声近得如同在耳边撕布的伴奏下,他蹲在昏暗处,就着一盏小灯,把刚刚写好的旋律,轻轻地、一遍遍地哼给自己听。他在一张这样的照片背面写道:“听着响得很近的机枪声,把写好的曲子自己哼一遍。” 这是我所知道的,关于艺术家与他的时代,最动人、也最残酷的注脚。他在用生命验证,自己的声音,是否配得上这真实的、粗粝的、生死一线的战场。 多年以后,当硝烟散尽,他选择回到中国,将这里作为永久的故乡。他的寻找并未停止,只是从战场转向了更广阔的生活大地。他去森林,听油锯的嘶鸣与《采伐歌》的应和;去油田,寻找《石油工人铁打的汉》那沉雄的底气;去农村,谱写《幸福的农庄》里麦浪般的旋律。晚年,他将全部心血,倾注在为毛泽东诗词谱曲这一浩瀚工程上。那或许是他最后,也是最深沉的寻找——在东方最磅礴的诗句中,寻找与之匹配的、属于中华民族的宏伟乐思。 1976年12月7日,这位留下近四百首作品的声音的猎手与铸造者,永远沉默了下来。他去世时,只是一个普通的创作者,身上没有军衔。但他的声音早已超越了任何头衔。他逝世三十三年后,在哈尔滨落成的“人民音乐家郑律成纪念馆”里,人们写下这样的评价:“他是不戴军衔的战士,是战士冲锋的号角。” 这或许是对他最精准的定位。他从未持枪冲锋,但他用音符,为整整几代冲锋者,注入了灵魂的动能与信仰的节拍。 雨不知何时停了。万籁俱寂中,那由他亲手定格的“向前,向前,向前”的旋律,仿佛又在我心头无声地滚过。我想,郑律成寻找了一生的声音,究竟是什么?那或许不仅仅是战歌的激越或颂歌的辉煌。他寻找的,是在破碎山河间重铸民族脊梁的“骨声”,是在黑暗长夜里刺破天际的“光声”,是一个古老文明在生死涅槃中迸发出的、那一声最本真、最雄浑的生命的呐喊。他找到了,并将这声音,永远地镌刻进了历史行进的步伐里,成为了我们集体脉搏中,那稳健而永恒的一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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