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新闻网
·加入收藏 ·设为首页
·关于我们 · 联系我们
   简体 | 繁体
 
 中华新闻网首页 >走进大陆 > 人文万象
 
节如陇山之劲松  虽经风霜犹挺拔 ——明嘉靖临洮籍御史雍焯的仕宦人生
时间:2025/12/11 11:24:13      来源:中华新闻通讯社     作者:王长华

节如陇山之劲松  虽经风霜犹挺拔

——明嘉靖临洮籍御史雍焯的仕宦人生

王长华

极目关河万里秋,朔风萧瑟古凉州。

千年雪岭横秦塞,九曲黄河绕陇州。

戍角声中孤雁没,夕阳影里片帆收。

可怜报国心犹壮,白发萧萧老戍楼。

这首《登狄道城楼》七律诗,是明代嘉靖年间任贵州道监察御史的雍焯,在引疾辞归后在家乡狄道期间所作。诗中以“雪岭”、“黄河”等意象勾勒西北边疆的雄浑,以“孤雁”、“片帆”暗示个人命运的飘泊,最后以“报国心犹壮”点明主题,直抒了诗人在逆境中的坚守。

这首诗的胸怀、气度和精神,完全可以和唐人的边塞诗相媲美。

《狄道州志》中言:“雍焯之文,如陇山之松。虽经风霜,犹自挺拔。”

《雍焯墓志》中记载道:“督学胡公(嵩)试公(指雍焯)诗,嘉其有唐韵。”

文如其人,人如其文。

雍焯的生平,在明代唐懋德撰《万历临洮府志》、近年出土的《雍焯墓志》,以及《明史》、《明实录》、《狄道州志》等史籍中均有所记载,本文结合各种史料,对这位明代嘉靖年间临洮籍“名御史”的事迹,略作梳理。

1945年3月,考古学家夏鼐在甘肃临洮县城东面岳麓山考察时,有明代雍焯墓的相关记录:“下山后为明御史雍焯墓,有石碑,皆已仆地。”墓碑今已不存,墓志在20世纪八十年代出土于临洮县城东一里龙泉寺旁,全称“明贵州道监察御史雍公墓志铭”,刊刻于明万历六年(1578年),铭文由“赐进士出身、中宪大夫、临洮府知府、前户部浙江清吏司郎中鹿泉曹时聘”所撰,这为后世学者研究雍焯的家世谱系与仕宦经历,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佐证。

雍焯,字暗中,后字如晦,别号麓原,生于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年)九月,卒于明神宗万历六年(1578年)十月,享年71岁。墓志详细记载了雍焯的家世、求学、仕宦经历及发展地方文化教育的诸种事迹。

雍焯画像  王长华 摄.JPG

雍焯画像  王长华 摄

阆苑三学有元直  德行著闻传累世

志文记载,雍焯先祖为宋代雍元直。按雍子方,字元直,今四川南部县人,北宋仁宗皇佑五年(1053年)进士。关于雍子方生平,宋郑獬所著《郧溪集》中收录了一篇仁宗给雍子方的制诰,称他为太常博士秘阁校理;《宋史·艺文志》又载有雍子方与沈括编有集贤院诗二卷,应是两人同在昭文馆时所编。从太常博士到昭文馆编校,其职责多以撰拟文字、应和文章、编校书籍为主。

另外,曹时聘在《墓志铭》中写道:“余尝读宋史,见雍元直二十岁登科,官翰林学士,仁庙眷遇,为赐飞白,扁其斋□,与(鲜于)端夫、蒲宗孟齐名,里人有阆苑三学之谚。”可见,雍元直在二十岁时即登科第,官至翰林学士,深受宋仁宗的恩宠,仁宗还特别为其书斋题写书法。当时,雍元直与鲜于端夫、蒲宗孟齐名,时人称他们为“阆苑三学”,这也说明其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与文学才华。

关于雍氏徙居狄道的原因,墓志上记载,雍昌扆(yi)是雍焯的先祖,其生平难以详考。其十世后裔雍鼒(zi),因擅于儒术,被礼聘至临洮,遂举家迁居狄道。《临洮府志》载:“雍鼒,阆中人,绍兴中徙居狄道,博通经史,擅诗画,不干仕进。”他举家迁往狄道的具体时间,是南宋高宗绍兴年间(1131——1162年)。

另一种说法是雍鼒在元世祖期间(1260——1294年)徙居狄道。

墓志记载,“(鼒)子勋,郡学教授。勋子:长德新,郡学阴阳正术;仲德纯,狄庠教谕。德纯子邦琪,广昌主簿。”以上雍氏三代均担任基层行政官僚,生平不见于正史。其中雍德新所任的“郡学阴阳正术”一职,是“府阴阳学正术”的省称。明代府、州、县皆置阴阳学,府阴阳学置正术一人,为学官,设官不给俸禄,掌相宅、选日、星卜、占候等事。《明史·职官志》四《阴阳学》:“府,正术一人,从九品。……洪武十七年置,设官不给禄。”其余两人方志均有记载,《狄道州志》载:“雍勋,字复先,大德间任本府教授,学行著闻,辟别墅于郡南,聚书千卷。子德纯,字秉直,至大间以诸生授本县教谕,诏修《成宗实录》,归赐甚厚。”据此可知,雍勋及其子德新、德纯主要活动在元大德、至大年间(1297——1311年)。

雍焯曾祖父雍澄古,史籍方志无载。《雍焯墓志》载:“邦琪子澄古为乡耆上宾。澄古子长讷(ne),仲谞(xu),恩赐寿官,博通今古,兼善篆书,自题竹园清隐。”可见,次子雍谞,即雍焯之祖父,字士杰,好直齐,《墓志》称其“恩赐寿官,博通今古,兼善篆书,自题竹园清隐。”“寿官”是明代赐予八十岁以上男子头衔与冠带的一种制度,被赐予者必须德行著闻,为乡里所敬服。据统计,从明天顺二年到万历三十四年的一百余年中,这一尊号一共才敕赠了19次,能得到“寿官”的尊称,与雍谞的才学品行有关。《狄道州志》称他:“以古经立家,熟训皆伟。萧然世外,品节甚高。”关于雍谞的生卒年份,《州志》提及以寿八十五卒,雍谞本人在所修的《府志序》中提到写作时间:“正德三年(1508年),岁在戊辰,嘉平月(即十二月)吉旦(初一日),竹园散人七十七书。”据此推算,雍谞当生于明宣宗宣德六年(1431年),卒于明武宗正德十年(1515年)。

雍谞有二子,长子大武,字政和,号紫虚,正德间贡生,历任闻喜县训导、肃州卫教授,卒于任上,其生年不详,死后被追赠为文林郎山西河津知县。大武有二子,长子雍爟(guan),次子即雍焯。雍焯之父雍大武虽生年不详,但通过墓志可以推出其去世年份。《墓志》载:“河南聘考官,胡公试公诗,嘉其有唐韵,遂以公应聘。”此处虽未言应聘时间,但是明代乡试开考时间三年一次,固定在子、午、卯、酉年,据碑文已知雍焯为嘉靖十六年(1537年)丁酉科举人,此次担任乡试考官的时间应是嘉靖十九年(1540年)。同年雍焯又擢升为交城县令,只是尚未赴任,其父雍大武便卒于肃州卫教授任上,遂回乡守制丁父忧。于此可知,雍焯之父雍大武应卒于明世宗嘉靖十九年(1540年)。

奇哉雍生之大才  行将大鸣关之西

《墓志》中说,雍焯自幼就聪颖敏锐,流露出很大的志向。七岁时,跟随着其兄长雍爟到县衙前观看官府出示的告谕,就能十分流畅地朗诵下来,好像非常熟悉似的。父亲很惊异,就有意诘问他,雍焯竟然回答得一字不错,父亲大喜说:“今后光大我们雍氏宗族的,就是这个儿子!”到了弱冠之年,雍焯来到父亲任职的山西闻喜县,正好张问行(今河南内黄县人)时任闻喜县令,父亲就将其送到张问行的门下,执弟子礼,雍焯由此受到儒家经典的熏陶。他笃学好问,讲习不辍,博学强记,每天必有心得才肯休息。雍焯初学为文,就显现出一股奇异浩然之气,纵横恣肆,雄心勃发;而且评论古今是非,有理有据,势不可夺,事无巨细,动辄就与古人比肩,善为说词,因此,虽然年龄不大,就深得时人钦佩,好多人以“法师”来称呼他。

嘉靖己丑(即嘉靖八年,1529年),21岁的雍焯谒见督学(即提学官,是明朝省级教育行政长官,由朝廷任命,主要职能是巡视省内各府、州、县学,选拔生员,检查教学质量),督学考试后十分惊奇他的才华,就将其首选为郡学弟子。后来,经过巡按傅翰臣和张鹏考试,将雍焯列入高等,并批示道:“雍焯是一位难得的才子,今后其声名必将大显于关西之地。”

嘉靖十六年(即丁酉年,1537年),29岁的雍焯中陕西乡试(笔者注:明代陕西、甘肃同为陕西行省,直至清代康熙年间,陕甘才分省而治)。第二年,即嘉靖十七年(戊戌年,即1538年)会试后,以父母年迈而请求就近任职,于是被授予山西武乡县教谕(教谕是宋代至明清时期县级教育机构的主官,宋代始设于京师小学及武学,元、明、清三代沿袭为县学核心学官。《明史·职官志》载其职掌为教诲所属生员,兼理文庙祭祀事宜,在明代形成以教谕为尊、训导为辅的县学管理体系)一职。在任上,雍焯除了考试授课讲习训导之外,还教育人们,要以德行为先。每月的初一和十五日,他下令举荐诸生中品行优秀的生员,将他们的一言一行,记录在册。每季度考核结束,根据其优劣,给予奖励。他还尽力周济家境贫寒的生员。因此,武乡之人多蒙其感化,心悦诚服,诸生中也有多人通过科举登第,走上仕途,如魏国谟,先以举人身份中第,后来成为武乡县28名进士之一。以魏国谟为代表的许多士子,前后相继,成为武乡科举史上的盛事。

武乡地域接近蒙古地界,经常面临着来自北方强虏的威胁,雍焯督促军民修筑城垣,储存粮食,训练士兵,积极做好战备保障。为此,地方长官对其敏锐的军事眼光和治理才干十分欣赏,给予表彰,认为他能够担任大事。督学胡嵩年终考核诸生,其中成绩有下等者,雍焯则为他们求情,恳请胡公允许他们后续努力。河南省要聘请一位主考官,胡公披览并考试了雍焯的诗文后,评价很高,称赞其诗有唐人的神采和风韵,于是,就将雍焯聘任。果然,河南一地科举考中的人数很多,总裁官称赞河南主考官所得其人,堪当此任。这一年,雍焯擢升为山西交城县令,但尚未赴任,就听闻父亲去世的消息,他立即回家奔丧,修筑坟茔,遵循古代流传下来的丁忧制度。

“雁塔题名”碑刻上雍焯的名字清晰可见.jpg

“雁塔题名”石刻上雍焯的名字清晰可见

三子之生距千载  同堂之祠自今日

守丧结束后,乙巳年,即嘉靖二十三年(1545年),雍焯被任命为河津县令。在此任上,他始终如一,以清正廉明作为自己的为官准则。在他的治理之下,很快就使河津县百废俱兴。他严格要求官吏,催收租税不能扰民,征税时要安抚体恤百姓;执行刑罚不能有错,行刑时要注重教导百姓。他还非常重视尊老养老,实行了一系列敬老措施,推行敬贤尊老之礼,并把这些措施和社会治理结合起来,以达到改善风俗、教化民众的目的。当地人的婚俗中,聘礼的价格很高,以致青年男女到了三十岁左右,还无法结婚。针对此种情况,雍焯以河津县衙门的名义,出示劝谕文告,述说高价婚姻的危害,劝导民众移风易俗。不久,这种陋俗很快得到纠正。雍焯还改建修治了河津县学宫,开启人文,兴建大禹庙,修葺卜子夏祠堂,这些重要举措和建设工程,都是他带头先捐出俸禄,然后才得到大力施行的。一时间,河津县人文之风大盛。当地民众这样称赞他:“高如山,明如镜,清如水,平如秤。”上司对他的政绩大为赞许,多次向朝廷上疏推荐。

雍焯在河津县令任上,还做了哪些勤政为民的好事,以致获得当地民众的爱戴呢?

从嘉靖二十三年(乙巳)至二十八年(庚戌)(1545——1550年),雍焯任河津县知县的6个年头期间,积极推行新政,在《条陈河津县新政疏》中,便记载了“新政”的核心内容,主要有:

轻徭薄赋:减免百姓税赋30%,禁止额外摊派;

兴修水利:主持疏浚汾河支流,灌溉农田万余亩;

设立义学:捐俸创办“龙门书院”,资助贫困生求学。

该疏被《河津县志》全文收录,成为明代县级治理的典范。

《河津县志·城池》载:“嘉靖二十四年(丙午年,即1546年),知县雍焯用砖砌筑城墙和城堞,补建西城门楼,在城墙外修筑了十八座敌台。”

这项加强城池的军事防御设施的举措,就来源于雍焯在武乡县担任教谕时积累的政治经验。

此外,雍焯在河津任职期间的一项重要举措,便是新建“三贤祠”,这一事情的前后经过,在他所撰的《新建三贤祠记》一文中,记述得十分清楚。

河津,在隋唐时为龙门郡治,城西有子夏祠。子夏姓卜,名商,子夏是他的字,他是春秋时期晋国人,孔子的学生,“孔门十哲”之一,“七十二贤”之一。子夏少时家贫,因苦学而入仕,曾作过鲁国太宰。孔子去世后,他来到魏国的西河(即今山西河津)讲学。授徒三百,当时的名流李克、吴起、田子方、李悝(kui战国时政治家)、段干木、公羊高等都是他的学生,连魏文侯都“问乐于子夏”,尊他为师,这就是有名的“西河设教”。子夏居住于西河,这里应当为其在异乡的定居之地。祠堂的不远处居住有卜氏人家,世代相传说他们是子夏的后裔。汉代史书称,司马迁为龙门人,如今,他的祠堂、墓址均在大河西岸一处弯曲的地方,隶属于韩城,这里也是汉代的城邑,与河津夹河而望。

王通,字仲淹,道号文中子,隋朝河东郡龙门县通化镇(即今山西河津)人,著名教育家、思想家、道学家。王通从小受家学熏陶,精习《五经》,著名的启蒙读物《三字经》把他列为诸子百家的“五子”之一。王通也是河津当地所出的名士,附近也有祭祀他的祠堂,他的故里,名字就叫通化,世代相传,这里就是他的出生地。

河津北山有王绩隐居之处,连同诗歌碑刻,今日尚在。王绩,字无功,号东皋子,古绛州龙门县(山西河津县通化镇)人,唐代诗人。王绩少有大志,曾经三仕三隐。王绩曾著有《醉乡记》,仅在刘伶《酒德颂》之后。他善饮酒,直到五斗都不醉。有人以酒相邀,无论地位高低,总是欣然前往,著有《五斗先生传》。而沁州、太平两地又各有王通祠堂,很有可能也是其侨寓之地,不过,河津县城却没有他的祠堂。

嘉靖二十二年冬,御史喻公因为主理盐政而到了河津,地方士人很想把三位名人的祠堂合在一处,就上书喻公,喻公认为所报之事可行,就批准了。但是,所选的地方地势狭窄,和祠堂的要求很不相称。

嘉靖二十三年(1545年)四月,雍焯赴任河津县令,了解到祠堂修建的情况后,即另行选址,改建于南面一处荒废的地方。这里地势空敞,极目处高天旷野,很适合建祠。于是,雍焯让衙役拆除原来的断壁残垣,清理掉荒芜的杂草,拓宽并夯实基础,垒砌好层层台阶。工程开始于夏天,而大功告成于冬天,祠堂正面共有五楹,以覆檐联接,左右两室整齐对称,中间庭室有三楹,祠堂的正门就设在这里,还修建了庖厨和厕所各一间,堂龛内塑立着三位名士,即子夏、王通、王绩的主神之位,而以帷幕遮蔽起来。

雍焯认为,这座三贤祠堂,建于高冈之上,面向阳面之地,隆起在通达之衢,昔日是一片颓垣,而今却为一处胜地。地方官吏率领着学署官员和各位弟子,每年都举行祭祀之事,而三位名士的后裔也趋之若鹜,前来祭奠先祖。这样的话,则祠堂与城池并存,将永远不会废置了。

完成了这项工程,雍焯十分感慨:遥想三位名士的出生时间,前后相距千载;我的出生时日,又在他们千载之后。但是,他们在同一祠堂中受到祭祀,却是自今日开始的,如此说来,兴建祠堂也是有时间的!这座祠堂的兴建,是从我开始的,此后,继续这项工程的,还有县丞何洋和主簿李鼎,二位同僚去官离职后,我又选调人手,一直至今,已经进行了三次祭祀仪式!惟恐时间久远而后世之人不明其间的经历过程,就写下这篇小文,记录一下这座祠堂的修建岁月,让后世之人继承。至于三子之道,则存在于他们的文章中,有识者可以听闻知晓,不必我再多言。

《河津县志》收录的雍焯所撰《新修三贤祠记..jpg

《河津县志》上收录的雍焯所撰《新建三贤祠记》

擢升御史担重任  条陈马政促革新

嘉靖二十八年(庚戌年,即1549年),雍焯奉诏入京,被拜为贵州道监察御史,这是他职业生涯中的高光时段。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叶炜在《中国古代增强监察官员职业荣誉感的制度安排》(《文史知识》2025年第10期)一文中认为,中国古代为了防止吏治腐败、混乱的弊病,为了维持官僚机构的效率,在秦汉两千年的政治运行中,逐渐发展出了一套整肃自身统治秩序的机制,其核心就是对官员的监察制度。

监察制度的设计颇具特色,最明显的一点是以小官监察大官。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顾炎武总结为“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此小大相制,内外相维之意也(《日知录·部刺史》)”。

首先,顾炎武所谓“命之尊”,就是给予监察官以特殊的礼仪待遇。明宣宗接受御史的意见,特许监察御史骑马,并且强调“合大体”,即为了使御史代表朝廷有效地行使监察权,有必要提高其威仪。

其次,从秦汉至明清,古代监察官员一直有着与众不同的独立制服。如文官戴进贤冠,武官戴武冠(鹖(he古书上说的一种善斗的鸟)冠,而绝大多数监察官和法官,则戴獬豸(xie zhi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兽,在古代文献记载中,它有很高的智慧,懂人言知人性,能辨是非曲直,识善恶忠奸)冠。

再次,是激励、约束机制。明代对于纠弹政绩突出的监察御史,往往超常升擢,七品的科道官外迁时可获任正四品的知府或正五品佥事(职官名,专司判断官事的官。金时置按察司佥事,明代时都督、都指挥、按察、宣慰、宣抚等司均置佥事官)等。

与激励并行的是约束机制。对监察官员的违法行为,较其他官员惩罚更重。

职业荣誉感对御史的激励,有《旧唐书》所记韦思谦任监察御史后的一段话为证:“御史出都,若不动摇山岳,震慑州县,诚旷职(闲职、虚职)耳。”

此处极有必要将明代监察御史的任职资格、选任标准、职责范围,以及御史制度对于维护王朝统治的重要意义等内容,略做阐述。

南方医科大学毛圣泰在《论明代监察御史选任的五维建构》(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46卷第4期,2015年8月)一文中认为:明代历朝皇帝均要求监察御史由清正廉明,有较强能力,敢于进言的“清谨介直”之士充任,可谓“极清华之选”,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明代监察御史选任机制:第一,品行端正:监察御史任用的操行维度;第二,功名加身:监察御史任用的学识维度(起码是举人或进士出身);第三,历练政绩:监察御史任用的资历维度;第四,体貌年龄:监察御史任用的外观维度;第五,程序合法:监察御史任用的路径维度。

明代监察官多从京官及在任的知县、推官等政绩卓异,“出身三年考满者考选”,考核合格后方可入选,由吏部和都察院共拟名单,呈皇帝亲批,并要试职一年方可授以实职。

由此可见,明代在监察御史选任上的制度设计还是相当周密的。究此选任制度的影响,一方面,诚如熟读《明史》的毛泽东所言:“明朝除了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尽做坏事。”然朱明天下却能历12世、传16帝270余年,应该讲,明代完善的监察制度为延长其政权统治起了很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明代的监察制度也集中体现了我国古代统治者的政治智慧,这也是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对中国明代监察制度推崇备至的原因所在。

从嘉靖二十八年(庚戌年)到嘉靖三十年(壬子年,1551年),三个年头期间,雍焯作为监察御史,“巡视中城,痛惩不法,条陈马政,制曰可俾刊行。”

中城即指京城。京师为天子脚下,是达官贵人云集之地,在京城担任御史一职,更需要刚正不阿、不畏权贵的政治品质和公正无私、精明干练的行政能力。墓志中说他“痛惩不法”,虽然没有详细举例,但从这个简略的评语中,可以看出雍焯在京师任御史期间,经过了较为成熟的政治历练。

“条陈马政,制曰可俾刊行”,则是指他在这一任职期间,上疏陈述当时的“马政”之利弊,而且得到世宗皇帝的首肯,并下诏在全国范围内刊行实施。

马政是明代国家重务,政府将牧养官马的任务以政府权威强加给人民,牧马之民为此耗尽劳力,却未能增加收入,结果因牧马而困,政府亦陷入行政困难。

民众所受“马政”之苦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赔偿之苦:民间养官马,养马户不仅要保证马的健壮,而且要完成孳息之额,否则要如数赔偿;另外,民众还要承受轮养之害、解马之苦、点视之害和差役之苦。

民间养马不仅拖累了人民,而且困扰了政府,其一、使行政事务繁重;其二、加大了制度成本;其三、难以调和马政与民政的矛盾;其四、增加了行政难度。民为马困,必然拒绝养马,派养马匹就遇到困难。嘉靖五年,就发生了拒养马匹的事件。

上海政法学院教授何平立在《略论明代马政衰败及对国防影响》(《军事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明朝马政腐败,究其原因有:首先,宗室藩王豪强对牧场的侵蚀、吞并,破坏了马政;其次,民牧养马形式难以为继,导致马政危机;再次,明代茶马互市,不是出于经济贸易利益愿望,而是在于控制沿边番族和蒙古族的封建政治目的,等等。

明初君臣早已认识到“攻战之际,马攻居多”,明廷也曾多次整顿马政,以加强国防建设。但纵观有明一代,骑兵很少作为主要战略打击力量存在,这显然是因为马政衰败导致了国防力量的削弱。这不仅是明代为中国统一王朝中继宋代以后的又一个疆域控制范围少于汉唐元清的王朝,而且也是明军对突厥、后金、李自成等农民军的战争中屡屡失败的原因,以致终被满清灭亡。

针对明代马政腐败(如马匹虚报、牧地侵占),雍焯提出了系统性改革措施:牧地清丈:要求重新丈量养马草场,禁止豪强兼并;奖惩机制:对养马户实行“优劣奖惩”,优者减免赋税,劣者治罪;监牧分离:建议将马政管理权从地方官员剥离,设立独立监察机构。奏疏上陈后,嘉靖帝批准了雍焯的奏议,并下令刊印后在全国范围内颁行,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时的马政改革。

该疏后来被《明实录》部分引用(卷三百五十一)。

兴利除弊论边备  不畏强权劾奸佞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因对明朝“贡市”不遂而发动战争,该年为庚戌年,故名“庚戌之变”。

嘉靖三十年(1551年),大同总兵仇鸾主持开放马市,后因马市效果不佳,且御敌不力,明世宗下令中止贸易。

这年六月,俺答汗率军侵犯大同。大同总兵仇鸾重赂俺答,请求勿攻大同,移攻他处,俺答遂由古北口进攻北京。明世宗即拜仇鸾为大将军,节制诸路兵马。 兵部尚书丁汝夔问严嵩如何战守,严嵩说塞上打仗,败了可以掩饰,京郊打仗,败了不可掩饰,俺答不过是掠食贼,饱了自然便去。因而丁汝夔会意,戒诸将勿轻举。诸将皆坚壁不战,不发一矢。于是俺答兵在城外自由焚掠,凡骚扰八日,于饱掠之后,得到明朝通贡的允诺,仍由古北口退去。事后,严嵩又杀害了执行他的命令的丁汝夔以塞责,此次事变暴露出明朝边防体系的重大缺陷。

此时,雍焯任职贵州道监察御史,针对此事提出改革方案,向朝廷上陈《论边备疏》,其核心内容有:裁撤冗官:他揭露边军“虚额过半”,主张淘汰老弱,推行“军屯制”,以自给自足。严查冒饷,要求建立军费审计制度,防止将领克扣粮饷。茶马互市:建议在山西、陕西设立“茶马司”,以茶叶、丝绸换取蒙古马匹,充实边防战力。该疏被《明世宗实录》摘要收录(卷三百七十一),成为嘉靖朝边防政策调整的重要参考。

仇鸾作为勋臣之后,在“大礼议”中因支持世宗而得宠,但其为人贪戾跋扈。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仇鸾还伙同严嵩,以结交近侍为由构陷夏言、曾铣,致使两人被杀,天下冤之。

雍焯作为监察御史,职责是“纠劾百司,辨明冤枉”,其“条陈马政”的疏文,也可能包含着弹劾仇鸾的这些不法行为,指责仇鸾通敌卖国、破坏马政、构陷忠良等行为。雍焯借“条陈马政”弹劾仇鸾时,正值仇鸾因“庚戌之变”中的“护驾”等行为暂时得宠于明世宗。此时仇鸾权势正盛,雍焯的弹劾并未立刻撼动其地位,疏文的直接效果更多是对仇鸾的行为形成舆论牵制,也体现了他作为监察御史的职责担当。

仇鸾的倒台源于其自身劣迹的累积。他暗通俺答、虚报战功、专权跋扈的行为逐渐被世宗察觉,加上其他官员的持续弹劾(如御史徐阶等人后续的揭露),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世宗最终认定仇鸾“通敌误国”,虽仇鸾已病死,仍下令“剖棺戮尸”,其党羽也被尽数清算。雍焯的弹劾虽非导致仇鸾倒台的直接原因,但作为当时少数敢于直面权贵的官员之一,他的行动与其他正义力量共同推动了对仇鸾罪行的揭露,客观上为后续朝廷清算仇鸾集团奠定了舆论基础,也彰显了其不畏强权的品格。

《河津县志》卷五第21页对雍焯任职的记载.jpg

《河津县志》对于雍焯任职情况的记载

不惧藩王平冤狱  奏劾知州不法事

《墓志》载:“壬子,奉命清军河南,刮弊剔蠹,清影射者,百千有奇。”

壬子年,即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雍焯作为监察御史,奉命出巡河南。

河南地处中原,是明朝的腹心地带,既是农业重镇,也关乎漕运与军政稳定。当时,河南存在军队纪律涣散(如军职人员互相攻讦、军备废弛)、地方官被权贵诬陷(如祥符地方官遭藩王构陷)等问题,这些具体矛盾成为雍焯出巡的直接诱因,其任务正是针对性地整饬军政、平反冤狱,以维护地方秩序。

雍焯奉命出巡河南,所做的首要事务,便是整饬军队纪律,纠正了军中的多起互相影射攻讦(jie)的案件,维护了军队的正常秩序和纪律。

雍焯出巡河南所干的第二件大事,便是为地方官伸冤。

河南是明代的宗藩大省,先后有十一王分封于此,整个明王朝受封亲王、就藩建国者五十人,河南就占到了五分之一,当时有“中州之地半入藩府“之称。明代藩王分封各地,虽无实权,但凭借其宗室身份和地位,吞并土地,常常干预地方事务,甚至欺压官员百姓,使当地吏民敢怒不敢言,深受其害。

河南祥符(今开封市)知县段顾言,字汝行,顺天府蓟州遵化县军籍,山西临汾县人,顺天府乡试第三十七名,会试第二百三十名,于嘉靖三十年(1550年)获第三甲第一百一十四名进士,时年二十九岁。嘉靖三十二年(1552年)任祥符知县。段顾言上任不久,因为其施政举措威胁到开封府藩王周王的利益,便被周王诬陷入狱。地方官员慑于周王的势力,明知县令一案有冤情,但不敢出面为其做证。雍焯到河南后,发现了这一冤案。他竭尽全力,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为段顾言伸冤平反,最终使其官复原职。后来,段顾言还曾奉旨巡按江西、山东。

雍焯到河南所做的第三件大事,便是弹劾熊木。据《信阳州志》记载,雍焯出巡河南时,曾上疏奏劾严世蕃妻父信阳知州熊木不法之事,最终使河南右布政使高方彦罢官,该事发生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与杨继盛劾奏严嵩在同一年。此次参劾不仅与他的工作职责有关,也因他与被贬狄道期间的杨继盛有交际,此时杨继盛入狱,雍焯有替其伸冤之意。

雍焯墓出土文物.jpg

雍焯墓出土文物

振肃官风立纪纲  名臣立祠旌风尚

甲寅年,即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雍焯还京后再次奉命巡按山东。

《雍焯墓志》载:雍焯在巡按山东期间,“振肃纪纲,风裁凛烈,以先任莱州知府段坚祠入名臣。”

也就是说,雍焯在巡按山东期间的主要政绩,一是严肃整顿大小官吏的纪律作风,使一时风纪凛然;其二是树立典型,为贤能官员树碑立传,将其建立祠堂,供后人祭祀拜谒。

这其中,尤以为先任莱州知府段坚的建祠最为典型。

段坚,字可大,兰州人,其事迹被载入《明史》卷281《廉吏传》和《福山县志》卷四《名宦志》中。

段坚“早岁受书,即有志圣贤”。明景泰五年(1454年)进士,授山东福山县知县、莱州知府、河南南阳知府。段坚一生信奉儒家的“爱民”、“仁政”、“洁身”等正统思想。在任福山知县时,从发展教育入手,建社学,育童士,教以小学、四书,使“政教大行”,“吏不敢欺”,“士民仰戴”。在莱州知府任上,“教化大行”。在南阳创立了志学书院,召集府学及所属诸生,亲自讲解五经要义。对官吏中的不法分子,“案问不贷”。经过几年治理,“民风翕改观”。他说:“天下无不可化之人,无不可变之俗”。并题诗:“天下有材皆可用,世间无草不从风”。

段坚在南阳为官九载,郡人敬之。后引病归里,以“奉先、事兄、教子、睦族、善俗”为旨,并“授徒讲业”,仍关心着国家的兴亡。段坚一生清廉,离任时“行李萧然”,“仅有祭器、书卷十数箧”。士民遮道欢送,号泣挽留。卒后,死讯传到南阳,士民“敬做木主”,建立段氏专祠,“塑像为祖”。

作为代天子出巡一方的巡按御史,雍焯当然知道这位比他早约一百年的廉吏的典型教育意义。所以,他与当地吏民一起为其建祠,旨在为地方树立一种廉洁奉公、勤政爱民的良好风尚。

雍焯在巡按山东期间不畏权贵,忠实地履行御史的职责,还做了另外几件事。当时,梅提学(提学是当时主管省、州、县的学校、士习和文风的政令官)仗着是吏部尚书李默的门生,仗势虐人,雍焯论究梅提学的奸伪,上书弹劾了他,此举一方面是因其不法,另一方面也有对李默制造舆论压力的意图,因为李默在杨继盛入狱后的第二次朝审中充当主持者,雍焯此举主要是为替杨继盛伸冤。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杨继盛被处决,李默也被严嵩弹劾入狱。另外,雍焯还向朝廷上书,呈奏衍圣公(孔子后代的封号)的恶迹。因忤犯权贵,最终引疾辞归。

值得指出的是,严嵩晚年渐为世宗所疏远。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御史邹应龙上书,弹劾严嵩、严世蕃父子罪行,严嵩被罢职,四十四年(1565年)被削籍抄家。两年后老病,寄食墓舍以死。世宗将严世蕃下狱并流放,严世蕃在中途逃跑后畜养无赖,招纳叛卒,无恶不作,还密谋要投靠日本。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南京御史林润揭发其罪行,世宗下令将严世蕃逮捕至京。次年(1565年)三月,将严世蕃斩于市。

人们看到,嘉靖朝的清流派士大夫们在与严氏父子持续多年的激烈斗争中,监察御史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扳倒严氏父子的首功,还不能算在雍焯的身上,但是,正是大明御史们持续不懈的努力,才最终使严氏父子落入法网,其罪行得到清算。

雍焯归乡后,仍然心存报国之志,“可怜报国心犹壮”,但是,朝廷却最终没有起用他,他只能在“白发萧萧”中“终老”于“戍楼”。在临洮家居二十余年,期间从事地方公益事业,捐款修缮城墙,设立义冢,增置学田,整修祠宇。他还在家中修建小楼,收藏古今书画,致力学术研究,著有《中州使余集》《麓原文集》《内台奏稿》《雍氏世谱》《孝子传》《洮阳八景诗》等,并刊行《周礼注》《尔雅注》《孝经注》等书。

明神宗万历六年(1578年)十月,雍焯去世,享年七十一岁。

御史祠  王长华  摄.JPG

御史祠 王长华 摄

同为逐客叹飘蓬  孤臣心事托渔樵

一个人的“朋友圈”,即社交圈,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他的人际交往和胸怀志向。

雍焯的“朋友圈”中,居于首位的,当数杨慎。

1994年,随着电视剧《三国演义》的热播,其主题歌《滚滚长江东逝水》,在短时间内,便传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真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一曲滚滚长江水,妇孺也知杨慎名。

主题歌的词作者,就是杨慎。

杨慎,字用修,号升庵,是“有明一代,罕有其匹”的大才子,是著名的学者、文学大家和诗人。同时,杨升庵在书法艺术上也有极深的造诣。

自曾祖父杨玫起,杨氏家族始登仕籍,一门五世为官。自祖父杨春起,四代出了六名进士、一名状元、一位首辅(宰相),世人常以“相如赋、太白诗、东坡文、升庵科第”并称。其父杨廷和历仕宪宗、孝宗、武宗、世宗四朝,首相武宗、世宗两朝总十八年,为一代重臣,勋业文章并萃一时,有“诛大奸,决大策,扶危定倾”之功。

巴蜀古代,人才辈出。汉有司马相如、扬雄,唐有陈子昂、李白,宋有“三苏”,元有虞集,明则有杨慎。

杨慎在23岁时就中了状元,是明代四川地区唯一的状元。他为官清廉,刚直不阿。在明世宗时期的“大议礼”之争中,其父杨廷和辞官返乡,杨慎等一百八十余人遭受廷杖,十七人被当场打死,杨慎本人在十日之内被两度廷杖,死而复生后被世宗削去官职,发配到云南永昌卫充军。

杨慎虽为待罪之人,但仍怀报国之心。

嘉靖三十八年(1559)七月六日,杨慎病逝于云南昆明高峣寓所。

在长达三十五年的边陲谪戍生活中,杨慎孜孜不倦,勤学苦思,写下了大量著作,在明代以学博才雄著称于世。他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多产的大学者,杰出的书法家;又是一位正直而有气节的政治家,十六世纪启蒙思想的哲学家,在云南边疆传播中原文化的先驱者。

雍焯与杨慎的交往,应当是雍焯任职贵州道监察御史之时,二人的惺惺相惜,声气相投,也是明代文坛、政坛上的一段佳话。

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问世后,雍焯写下读后感:

长江东去浪淘沙,今古英雄共一嗟。

何似超然台上客,笑谈风月煮新茶。

诗中化用杨慎词意,以“超然台”呼应自己创办的书院,表达对历史兴衰的超脱态度。

在《寄杨升庵二首》中,雍焯表达了对杨慎贬谪生涯的深切同情,以及对这位同道者的赞赏:

其一:

瘴海炎天万里遥,孤臣心事托渔樵。

文章有价终难没,风雨无情任寂寥。

其二:

君居滇南我陇右,同为逐客叹飘蓬。

何时共醉长江月,一洗人间今古风。

嘉靖三十年(1551年),雍焯此时任职贵州道监察御史,他与贬谪云南的杨慎书信往来,讨论边防问题,在《与杨升庵论边事书》中,可以一窥雍焯在军事、民族、文化方面的主张:军事方面,他主张防御,认为应当“以守为攻”,加强长城沿线堡寨建设;民族政策方面,他建议“恩威并施”,通过册封土司稳定边疆;文化方面,他提倡在边疆推广儒学,促进“华夷一体”。

幸运的是,《与杨升庵论边事书》,这封书信,被《杨升庵文集》收录,体现了清流士大夫的边疆治理理念。

雍焯的“朋友圈”中,另一位重要人物,当数杨继盛。

杨继盛(1516一1555),容城(今属河北)人,字仲芳,号椒山。明嘉靖年间进士,任兵部员外郎,因弹劾大将仇鸾对俺答畏怯妥协,被贬官,后起用为刑部员外郎、兵部武选司,因上疏弹劾严嵩十大罪遇害。

嘉靖三十年(1551年)二月,杨继盛因上《谏开马市疏》被捕下狱,贬为狄道(今临洮)典史(官名,元代设置,明清沿置,明代废除县尉,由主簿掌管缉捕;主簿出缺时,由典史兼管)。

在职期间,他革除吏弊、兴修水利、开采煤炭、大办教育,迅速得到了临洮人民的爱戴。他亲自前往商洽,使锁林峡深埋地下千万年的煤炭,被源源不断地运出深山。他创制扬杆,使农民学会了用井水灌田,收入倍增。他明察秋毫,官场吏弊得以清除,农民负担减轻。他还在岳麓山超然台捐建超然书院,使临洮学风大盛,兴学助教蔚然成风。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陈昱廷、副教授张继刚在《

杨继盛在狄道的具体时间是嘉靖三十年六月十八日至次年五月十一日,雍焯上疏“条陈马政”的时间正是杨继盛谪居狄道之时。这封奏疏除议论马政之外,显然也有为杨继盛开脱罪责之意。另外,杨继盛身为狄道典史,又授业于雍焯长子雍不敏,两人的交往当在此时。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十月,雍焯奉命出巡河南,杨继盛也被世宗再次起用。此时严嵩仍受世宗重用,在其构陷下,诏令将杨继盛逮捕入狱,命刑部治罪。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此时,出巡河南的雍焯上疏奏劾严嵩之子严世蕃妻父信阳知州熊木的不法之事。这不仅与雍焯作为御史的职责有关,也有替杨继盛伸冤之意,最终使河南右布政使高方彦罢官。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雍焯还京后再次奉命巡按山东,此时距杨继盛入狱已近两年。

次年十月,入狱三年的杨继盛最终被弃西市,雍焯也被迫引疾辞归。

《狄道州志》上有关雍焯的传记.jpg

《狄道州志》上有关雍焯的传记

抗疏客来龙阁念  传经人去凤台空

雍焯“朋友圈”中另一位重要人士,即与他同乡的进士张万纪。

张万纪,字舜卿,号兑溪,陕西临洮卫军籍(即今甘肃临洮县),与杨继盛同为嘉靖丁未科进士。

张万纪在担任礼科右给事中时,勇敢揭露了奸臣尹耕的罪行,并成功使其被罢免和发配边关1。这一举动不仅打击了严嵩集团的气焰,也为朝廷树立了一个正直官员的形象。

张万纪敢于直言,反对明世宗迷信道教的行为。他在受到重责后,仍然坚持上书陈述对朝廷大搞迷信活动的意见,展现了其刚正不阿的品格。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当兵部武选司的杨继盛因弹劾严嵩而被陷害时,张万纪不顾个人安危,遂上《救杨忠愍疏》为其鸣冤,虽然最终未能成功,但其行为赢得了广泛尊重。

张万纪被贬到庐州任知府后,杨继盛闻讯后慨叹道:“豪杰去矣!”张万纪深入民间访贫问苦,轻徭薄赋,核查积冤,剖断错案。他组织群众兴修水利,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使当地农业大增收,社会秩序平和安定。

张万纪在离开庐州时,拒绝接受百姓赠送的礼物,体现了其清正廉洁的为官之道。庐州百姓为了表达对他的敬意,将他上马时踩踏过的石头运送到临洮,这块“庐州石”至今仍作为临洮的文物古迹供人瞻仰。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三月,张万纪被罢黜归田。回到家乡后,他躬耕事亲三十余年,著书讲学,留下了《讲学语录》和《超然山人诗集》等著作,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地方民众尊张万纪为乡贤,为他建造了忠谏名臣坊和祠堂,以纪念他的忠诚和刚直。

清顺治九年(1652年),巡按陕西茶马监察御史姜图南在城东岳麓山超然台建双忠祠,祀张万纪与明御史中丞邹应龙,以纪念他们的忠烈志节和为官清正刚直。

在狄道期间,张万纪曾登临岳麓山超然书院,缅怀故人,百感交集,写下《超然台有怀椒山年兄》:

登临岌嶪(ye高峻)郡之东,叠巘长河簇望同。

抗疏客来龙阁念,传经人去凤台空。

犹怜涧水春残绿,依旧岩花霁后红。

迟竚新祠生百感,孤卧无地学冥鸿。

此诗写景与抒情结合,营造出一种清旷和凄凉的氛围,既抒发了作者的爱思与无奈,也展示了两人深厚的友谊。

雍焯在辞官归隐后登临岳麓山后所写的《超然台》,也可与之对照来读:

荒台菀(wan草木茂盛的样子)山岰,颓然歌遗墟。

昔有栖凤名,岁月邈绵迂。

不见灵鹫翔,空有山鸟歈(歌)。

春原野卉芳,秋云敛澄虚。

万山浮翠秀,霁魄曜天衢。

寥泬(xue水从洞穴中奔泻而出)天籁寂,崖欤雁凫呼。

凭高有坐啸,千壑振吟嘘。

林岩梵呗(bai诵经之声)出,遥楼横笛舒。

清霄览皓月,危榭俯郊庐。

旷矣幽胜境,高鹜广寒居。

东溟阳鸟上,嚣然群动驱。

雍焯与张万纪都是狄道文士,雍焯生于明正德三年(1508年),张万纪生于正德十三年(1518年),两人分别于嘉靖十七年(1538年)、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考中举人和进士。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至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两人均在北京任职,此时在京的狄道籍官员仅雍、张二人,此后两人分别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三十五年(1556年)罢官还乡,均未再次起用,分别有《超然台》和《超然书院记》两篇感怀杨继盛的作品。

张万纪《超然书院记》云:“予于讲堂前建坊一楹,题曰‘誉髦’,山斗龙腾凤翥。郡守邢公,同郡人雍侍御建一坊于‘揖见所’,题曰‘高步云衢’。”

文中所提“雍侍御”即雍焯,足以证明张万纪与雍焯之间也有往来,且二人籍贯相同,仕历相近,所以不能排除两人有较多的交往,甚至雍焯与杨继盛的往来也可能与张万纪有关。

临洮岳麓山.jpg

临洮岳麓山

百里幡幢下彩船  八灵齐会柳堤前

20世纪30年代,美国宣道会传教士海映光基于传教使命来到甘肃临洮,在临洮、临夏等地区拍摄,留下了5000多张照片和近2个小时的录像。这段影像非常珍贵,记录了临洮声势浩大的迎接“八位官神”的迎神赛会活动,规模最大的当属农历三月二十八日泰山庙会和五月端阳河神同迎八位官神的庙会。

清代著名诗人吴镇在《我忆临洮好》中说“剧怜三月后,赛社日纷纷”,便是这一民俗盛会的写照。庙会是当地群众最大的狂欢节。迎拜开始至结束,时间将近一月。地域包括临洮全境及附近一些县的百姓,参加人员之多,场面之热烈,方式之独特,为陇上所仅有。

迎神活动的主要过程,大致是下庙取水、走马路、齐聚河神祠,游街拜见张进士、雍御史,然后返回水上庙等。

张进士即张万纪,雍御史即雍焯。

民间相传临洮有八位官神,他们是镇守西海三边总督顺庭侯洮州冶力关的常山大王,原型系常遇春、赵子龙;马啣宝山平西王广润侯金龙大王,原型系谢绪、徐达;单家川水濂洞的濂洞大王,原型系徐茂公、刘伯温;天竺宝山的显世大王,原型系伍子胥、李勣;宝聚山盖国大郎,原型系杨延平;河州红水沟盖国二郎,原型系杨戬;高庙平白马大王,原型系庞统、郭英;打石岔索陀龙王,原型系胡大海、康茂才。

这八位官神于每年端午节隆重祭拜雍御史的活动,多年来已经成为临洮一种独有的文化现象,自明末清初以来,几百年间经久不衰。

自古以来有人拜神的记载,而少有神拜人的现象,这些神灵为什么要祭拜雍御史呢?这里存留着有关雍御史的几种传说:

一说在雍御史任职期间,曾上书朝廷,对当朝和前朝的冤案予以平反,使当朝几员名将和前朝的几位大将军得以恢复名誉,他们为了报恩,就传示后代,祭拜雍御史;另一说更具传奇色彩,传说常爷因判案出了差错,被玉皇大帝罚在天庭打扫院落。一次雍御史受玉皇之邀到天庭赴宴,偶遇受罚的常爷,御史了解实情后向玉皇大帝求情,赦免惩罚,官复原职,以保一方平安。因此常爷感恩,故而参拜。每年常爷的木筏沿洮河而下,祭拜雍御史后要将木筏赠送于御史后代,以致临洮县城的雍家巷出了名,而堆放木筏的地方得了“木厂”之名,延续至今,而雍姓人家修建房屋时,也允许被别人的房屋高出一层。

有关索陀龙王的传说更是生动神奇。传说索爷身处洮河上游,因受到委屈而百端作恶。被雍御史碰到后,询问他是何方神圣,不要害人,请你显出原形!索爷显出龟形原身,并自称是索陀龙王。御史上奏皇上,将其封为索陀龙王之神。从此后,索陀龙王不再害人,也将御史当作救命恩人。

这些光怪陆离的传说,寄托了临洮百姓的美好愿望,也体现了人们对雍御史这位清官的一片真情。

洮河渡口  美国宣道会传教士海映光  摄于20世纪30年代.jpg

洮河渡口  美国宣道会传教士海映光 摄于20世纪30年代

临洮文史学者马文惠先生在《百里幡幢下彩船 八灵齐会柳堤前——临洮端午迎接八位官神赛会风俗的调查》中认为:

醮神娱乐活动,从它的渊源来说,应当是周代的遗风。但随着时代、社会、民族、地域的不同,活动的内容和形式有许多变化,大致经历了自然崇拜、神灵崇拜到英雄崇拜几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前,临洮在端午节迎接八位官神的赛会,起于何时,无准确的时间可考。不过,诸神的受封时间,大致在明代洪武年间,这在《明史·礼四·诸神祠》中,有“定诸神符号”“著于祀典,令有司岁时致祭”的记载。但八位官神参拜的张万纪进士、雍焯御史,都是嘉靖年间的官员,他们受到民众的供奉,起码是去世之后的事。迎祭龙神,不仅是临洮最大的岁时风俗,也是洮岷一带广泛流行的民俗活动。关于官神的人数,临洮周边的临潭、岷县等地,各增至十八位,其中还分别增加了四至八位女性,人物也同临洮的不一样,大同小异,不仅有明代的,还有宋代的,唐代的。这说明,神灵的数目,也有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赛事活动起源较早,到明代达到极盛,而且由民间逐渐发展到带上官方色彩

临洮的端午迎神活动,除了一般的特点外,还有几个特点:

番汉杂居的民族特点;

江南龙舟竞渡的遗风犹存;

表现了对忠烈的敬佩和对武将的崇拜。

一种民俗,是指该民族或群体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它体现了一个民族或地域的文化特点,也体现了一个族群的文化精神,迎神赛社活动,如果主要表现了群众求助神灵保护自己,达到消灾避祸的目的,具有宿命消极观念的话,那么,这种民俗活动的全过程中,则体现出一种生生不息、勇往直前、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精神力量,表现的是洮岷一带“民俗质朴、风土壮猛,人性坚刚慷慨”的另一面。

落实到雍焯御史身上,他所具有的为民谋利、正直无私、不畏权贵、严格执法的品格,早已经凝结成了一种精神,而且超越了几百年的时空,直至今天,仍然对当代的廉政文化建设,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至此,就以雍焯的《过交城吊古》,为本文作结:

汾阳祠庙郁苍苍,百战勋名史册光。

铁马秋风平朔漠,金戈夜月守河湟。

忠魂已逐狼烟散,遗像犹留剑气长。

今日登临倍惆怅,边庭何处不飞霜。


责任编辑:王长华

    >相关新闻

网友评论
 验证码
网友评论栏: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
 
 新闻排行榜
1 中国鞋都歌手大赛2025年度总决
2 黄百铁路望谟隧道进口开工建设
3 穹顶下的隐者
4 石碑上的光
5 节如陇山之劲松  虽经风霜犹挺拔
6 加勒比与南美秘境相拥:古巴委内瑞
7 香江弈夜雅集赋
8 中华张氏总会第10届慈善晚会自今
9 中华五千年(二十一)
10 中华五千年(二十)
版权所有@中华时报传媒集团(香港)&中华新闻通讯社所有 咨询邮箱: nsj168@yeah.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