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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中泛滥五千卷 足下纵横十二州 ——马一浮中西文化比较的当代意义 王长华 癸卯年的中秋节,当笔者徜徉在杭城之时,当地朋友发来一个位置共享,忽然发现,地图上赫然印有“马一浮纪念馆”的字样,立即大喜过望,原来心仪已久的马一浮先生,竟然“隐居”在西子湖畔!这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要原谅笔者的孤陋寡闻。多年来,我对自己仰慕的文化名人,从来都是研读其著作,体味其精神;而对其生活细节,人生履历,倒是关注得很少! 于是,连忙打车,艰难地穿过长假期间来西湖游玩的层层叠叠的人海,好不容易来到了一处名叫“蒋庄”的地方。蒋庄原为无锡康慧卿别墅,名“小万柳堂”,后归南京藏书家、诗人蒋苏庵(国榜),易名“蘭陔别墅”,俗称“蒋庄”。庄园临湖而筑,由三幢中西合璧式楼房组成,建于上世纪二十年代。1950年,马一浮应弟子蒋苏庵之请,移居蒋庄,入住西楼。1994年,主楼辟为“马一浮纪念馆”。
“马一浮纪念馆”门额为沙孟海所题。柱联橙底绿字,内联“千年国粹,一代儒宗”,由梁漱溟撰、钱君匋书;外联“胸中泛滥五千卷,足下纵横十二州”,由林散之撰,郭仲选书——也只有马一浮先生,才能配得上这样崇高的评价,“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马一浮纪念馆”馆名为书法家沙孟海题写 王长华 摄
原来这就是马一浮先生“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的学术渊薮之地? 和西湖边其他名人纪念馆相比,马一浮纪念馆的占地面积不大,甚至有点寒碜和简陋,但是,谁又能以此“局促”来弱视马一浮先生在当代中国文化史上的耀眼光芒呢? 及至了解了马一浮先生的人生履历和学术贡献后,不禁有了几个“惊叹”。
茅屋孤僧 实同方外
第一个“惊叹”,首推马一浮先生之母、何定珠女士的“预见之准”。 关于马一浮先生的生平,作家龚静染在《马一浮:蜀中寻亲》(见《杭州日报》2022年4月8日)中所记颇详,可以参考(下文如不注明,即出自此文)。
马一浮祖籍浙江会稽东墅长塘乡(今属上虞市),但他出生于成都西府街,这条街因为在成都府的衙门所在地正府街的西边而得名。当年他的父亲马廷培入川很早,初入官场那段时间,大概就曾在这条街上住过。后来马廷培逐渐被重用,先做潼川府通判,后改任仁寿县知县,这是光绪十三年(1886)的事。
清光绪九年(1883)农历二月十五,马一浮出生于四川成都,三岁识字,四岁开蒙,由母教读。六岁时随父母返回原籍浙江绍兴上虞长塘镇后庄村。故居位于赵宅大院(赵家台门)中院西侧,现存卧室和书房。马一浮天资聪慧,自幼好学,有“神童”之誉。八岁学诗文,九岁读《楚辞》、《文选》,十岁已能受命题诗(王冠星《犹怜草木青——访蒋庄马一浮纪念馆》诸暨在线,2023年7月28日)。
马一浮起初取名叫福田,即以耕作为本之意,父母期望他成为品性优良的耕读人家子弟。而马一浮这个名字是他后来自己改的,意自《楞严经》中“如湛巨海,流一浮沤,起灭无从”。这个名字有阅尽沧桑之意,甚至有人认为有黄老意味,其由来大概同他早年连续遭遇人生之不幸有关。
马一浮从小聪慧过人,老师何虚舟曾经问他最喜欢哪句诗,他答的是李商隐《北青萝》中的“茅屋访孤僧”一句。何虚舟大诧,觉得这孩子身上有衲僧之气,而此事在后面得以印证,其孤绝人生实在是命中注定,连马一浮自己在年老时都不得不承认“虽不为僧,实同方外”( 龚静染《马一浮:蜀中寻亲》)。
马一浮的母亲何定珠出生于陕西勉县望族,外秀内慧,擅诗文,对马一浮的教育甚多。在她去世前的一天,发生过一件事情。那天,她指着庭院里的菊花要儿子作一首五律,马一浮应口而答:“我爱陶元亮,东篱采菊花。枝枝傲霜雪,瓣瓣生云霞。本是仙人种,移来高士家。晨餐秋更洁,不必羡胡麻。”其母听后大喜,认为孩子是可造之才,必有文墨前途,但也喜中有忧:“菊之为物如高人逸士,虽有文采而生于晚秋,不遇春夏之气。汝将来或不患无文,但少福泽耳。”(《马一浮全集》)马一浮在60岁的时候,回顾自己的一生,常为母亲的这段话感慨,而他确如晚秋之菊一样,没有得到过春风沐浴和夏露润泽。
抱一而终 人格至善
第二个“惊叹”,要推马一浮先生的“人格至善”。 1898年,16岁的马一浮奉父命赴绍兴参加县试,名列榜首,同考者有周树人、周作人等。 萧山的大企业家汤寿潜是马一浮之父的挚友、民国首任浙江都督、实业家,学识渊博,他曾考中贡生,赐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当他听闻马一浮的情况后,立刻到绍兴了解情况,他认为马一浮年纪轻轻,竟有如此学问,实在难得!汤寿潜将马一浮选为东床,将自己的长女汤孝愍许配给他。夫人端庄秀丽,温柔贤惠,伉俪情笃。 令人唏嘘的是,这段短暂的婚姻,三年后因着汤孝愍的病逝早早地步入了终点。之后马一浮陷入了深深的悲伤与心痛之中,他思念妻子,更加悔恨自己没有珍惜妻子在世的时光,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决定此生再也不娶,从此孑然一身,无儿,无女,无伴侣。
汤寿潜看到女婿三十多岁,仍孤身一人,有意将自己的三女儿许配给他。马一浮觉得自己比三小姐大十多岁,加之不善于治生,回绝了岳父的好意。不料三小姐忽然患病,汤家取消了先前的提议,而此时的马一浮反倒担心起来,连忙去信,表示要和三小姐完婚。当三小姐得知自己的病情后,不愿完婚,她担心自己会影响马一浮。不久,三小姐因病故去,虽然她不是因为马一浮去世的,但在马一浮心中留下了一个阴影(钟桂松《西湖畔的马一浮》2023年2月5日《北京晚报》)。

马一浮岳父汤寿潜先生
马一浮先生的婚姻属于中国的传统包办婚姻,但他信守“抱一而终”的观念,在西风已渐,婚姻观念随之大变的时代,真可谓难能可贵,颇有古君子之风!
比之古人 识见之明
第三个“惊叹”,是马一浮先生的“识见之明”。
抗战时在后方,蒋中正常常召见一些学者去谈话,冯友兰先生、贺麟先生等都分别去见过蒋,据说这都是陈布雷的安排。马先生见蒋是在抗战初,办复性书院之前。据说马向蒋讲两个字:“诚”、“恕”(一说为“虚”)。他希望蒋“恕以接人,诚以开务,以国家复兴为怀,以万民忧乐为念”,强调“诚即为内圣外王之始基”。据说蒋对这种劝诫甚为不快。事后,友人问马先生对蒋的印象,马的评价很有趣,他说蒋“英武过人而器宇褊狭,缺乏博大气象”,又说蒋“举止过庄重,杂有矫揉”。他评价蒋是“偏霸之才,偏安有余,中兴不足。比之古人,不过是刘裕、陈霸先之流人物”。这个评价是很确当的。大家知道,刘裕是南朝宋齐梁陈的宋的建立者,即宋武帝,虽代晋称帝,但没有统一中原。陈霸先是南朝陈的建立者,即陈武帝。这两个王朝都是短命王朝,都没有完成统一大业。大概从心胸、气度和霸业上看,蒋不过是宋武帝、陈武帝之类人物,后来的历史果然验证了马先生的判断(郭齐勇《现代三圣:梁漱溟、熊十力与马一浮》,《光明日报》,2015年04月30日11版)。

马一浮先生雕像 王长华 摄
专心治学 拒绝仕进
为了寻找中国的自强之路,1903年,年方弱冠的马一浮以国际博览会工作人员兼办留学生监督公署中文文牍的身份赴美,居圣路易斯。
在美期间,马一浮遍读了亚里士多德、但丁、拜伦、莎士比亚、黑格尔等大量西方哲学、文学著作,翻译了《日耳曼之社会主义史》、《露西亚之虚无主义史》、《法国革命史》等书。
这时期,马一浮还如饥似渴地阅读《资本论》,并将此书带回中国,这是最早传入中国的马克思著作。
1904年,马一浮离美赴日,期间与浙籍留日学者章太炎、鲁迅有过多次交往。
1905年,马一浮回国后目睹国事艰危,他翻译了意大利人所著《政治罪恶论》,宣传西方的进步思想,以唤醒民众。
1906年,马一浮寄居杭州外西湖广化寺,广阅文澜阁《四库全书》,并致力于训诂考据之学,有《越书文苑传》、《越诗论》、《越百家词》等著作。
马一浮赞同孙中山领导的反帝排满运动。
1907年,秋瑾、徐锡麟被害,马一浮赋排律《悲秋四十韵》等,以志哀悼,借抒义愤。
1912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聘马一浮为秘书长,但因政府腐败,他无心为官,到任不满三周,即辞职回杭。
1913年,马一浮居杭州延定巷,目击当时国力衰败,民不聊生,既对当时腐败政治不满,又自感无力挽救时势,于是杜门不出,一心治学。
这一时期,马一浮博览群书,精研老、庄,著有《老子注》、《庄子笺》,后又研究佛学。
马一浮居陋巷,着布衣,勤于治学,不求闻达,但其渊博的学识早已为世人所知,海内外学者登门求教者络绎不绝,与其交往较深的有梁漱溟、熊十力、马叙伦、谢无量等。
马一浮专心治学,拒绝仕进。
1918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聘马一浮为北大文科学长,马一浮以“礼闻来学,未闻往教”而辞谢。
1920年起,马一浮游历名山大川,广交方外之友,专研佛学,撰作诗文,弘扬书艺。
1937年,日寇入侵,国土沦陷。马一浮由杭南迁,初居桐庐,后转开化。一退至江西泰和,二退至广西宜山,三退至四川乐山。
1938年,马一浮激于民族大义,应竺可桢之聘,以大师名义,先后在江西泰和、广西宜山,对浙江大学学生公开讲学,著有《泰和宜山会语合刊》。

竺可桢先生
马一浮在浙大讲学时,以宋儒张横渠的四句教为讲学宗旨。
马一浮目睹国难当头,忧世心切,勉励学生要在艰苦危难之中养成刚大弘毅之气质,担负起复兴民族的重大责任。
马一浮在浙大讲学时,提出六艺统摄一切学术之说,在学术界标出了儒学义理一宗。
1939年,马一浮在四川乐山乌尤寺创办复性书院,任主讲,著有《复性书院讲录》等。
马一浮在复性书院讲学时,着重躬行,不尚口说,以复性为旨,以六艺为教。马一浮还定立复性书院学规,以其躬笃实践深有受益处来教育学生。
1941年,马一浮为保存古籍,罢讲学,专事刻书。为解决经费,以鬻字筹资。复性书院先后刻有多种古籍,为后人研究祖国传统文化做出了贡献。
抗战胜利后,马一浮于1946年回杭,居里西湖葛荫山庄,以主讲兼总纂名义继续从事刻书。
1951年4月,陈毅来杭首次访问马一浮,是年特聘马一浮为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从此,两人不时有书信往来,吟篇唱酬,友情深厚。
1953年,马一浮被任命为浙江省文史馆馆长,其间做了大量文史工作,为研究和保存祖国文化遗产做出了卓越贡献。
1954年起,马一浮当选为历届全国政协特邀委员及委员、浙江省和杭州市的人大代表。
1957年,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弗罗希洛夫访问杭州,周总理陪同游览花港公园,并访问了马一浮先生,总理称他为“中国现代唯一的理学家”。
1963年,马一浮将书法精品300多件捐献了国家。政府在全国政协礼堂为此举办了“马一浮书法展览会”。马一浮还曾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是马一浮一生中心情最舒畅、生活最安定的时期,他不但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亲切关怀,并深受各界人士和专家学者的敬仰。
十年浩劫伊始,马一浮受到冲击,被诬为“封建遗老”。勒令迁出蒋庄。经政协安排,先住大华饭店,月余定居安吉路。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和体弱多病,马一浮于1967年6月与世长辞,终年85岁,骨灰盒暂葬于留下黄泥坞。临终前留下一生最后一首诗《拟告别诸亲友》。
1980年6月10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在杭州殡仪馆礼堂举行了马一浮先生追悼会。
1989年4月,在省市领导的关心下,杭州市园文局将马一浮先生骨灰从留下迁葬于杭州南山公墓。马一浮为自己写的墓志铭,可以成为对他一生的评价。
汇纳众流 昭苏群惑
马一浮的三舅何稚逸一生在官场沉浮,人生经历丰富,马一浮对其极为敬重。1909年何稚逸被贬,郁郁不得志,马一浮专门进京劝慰,还陪他同登庐山游览散心。此间,马一浮曾跟他谈到过自己的治学理想:“窃有志于二宗:欲为儒宗著秦汉以来学术之流派,为文宗纪羲画以降文艺之盛衰。将以汇纳众流,昭苏群惑。悬艺海之北辰,示儒术之总龟,振斯道于陵夷,继危言于将绝。”(《致何稚逸》)那一年马一浮才23岁,意气风发,立下了人生的宏远之志。值得一提的是,后人研究马一浮,也多从他与何稚逸的这封信中来分析他早期思想的形成时期。
青年马一浮在赴美工作期间,接受西方自由教育,看到中西文化的差异,尝以西学抨击儒学,矛盾直指传统儒学禁锢下的中国封建社会。他在《一佛之北米居留记》中曾写到: “中国数千年来,被君权与儒教之轭,于是天赋高尚纯美勇猛之性,都消失无除,遂成奴隶种性,岂不哀哉! ”( 吴光《马一浮全集·第五册·日记·辑佚》杭州:浙江省文史研究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
归国以后,随着对传统文化研究的深入,马一浮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向,他开始批判国人一味自卑自弃、崇洋媚外,遗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面。“今人舍弃自己无上之家珍,而拾人之土苴绪余以为宝,自居于下劣,而奉西洋人为神圣,岂非至愚而可哀?”(吴光《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马一浮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大连理工大学哲学系蔡其胜指出,马一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并非始终一贯,相反,经历了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蔡其胜《世界文化的共同体旨归——马一浮文化自信观的理论进路评析》,《荆楚学刊》2018年6月)
在他的视野里,西方工业社会的种种弊病根源在于人类过度地追求物质利益、放纵感官欲望,而不知晓如何去“率性”。 值得指出的是,在马一浮先生身后的半个世纪里,西方工业社会的种种弊病愈演愈烈。人们回想当年马一浮先生的言论,不得不佩服他当年预言之准。 自魏源提出“师夷制夷”学说以后,近代中国社会深受西方文化的浸染,随后的近百年间,无论是变法自强、科学救国,皆是魏源学说的延伸样态。但是“有夷行者必有夷祸”,结果中国“言师夷已自沦为夷,言制夷卒为夷所制”(吴光《马一浮全集·第二册( 下) 》.杭州,浙江省文史研究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中国人的心性也日益受到遮蔽。
其实不只在中国,全世界人类都生活在“习气”之中: “今之所以为教、所以为政,全是增长习气,汨没自性。一旦习气廓落,自性发露,方知全体是错。地无分于欧、亚、非、澳,人无分于黄、白、棕、黑,国无分于大、小、强、弱,其有作是计较着,私吝心也。”(吴光《马一浮全集·第二册( 下) 》.杭州,浙江省文史研究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 马一浮还对西方学术中的“科学”做了鞭辟入里的分析。
“科学之为科学”也需要通过人心来验证,科学若无法契合人心则为大恶。马一浮指出,西方哲学史上流派盛行、异说纷纭,皆非真知,唯中国圣贤向内体悟到的“理”才是永恒、真实的。因此,心性即真理,这一真理乃是人本心所具有的,亦是人类文化之价值之所在,人只需返身而求,当下即是。 西方近代社会形成的“人的困境”根植于西方文化中以习气为向导、以物欲为满足的方法论。马一浮借此批判的目的在于,阐发中西文化关系及未来走向的问题,同时昭显中国文化的特质和优越性: “故今日欲弘六艺之道,并不是狭义地保存国粹,单独的发挥自己民族精神而知,是要使此种文化普遍的及与全人类,革新全人类习气上之流失,而复其本然之善,全其性德之真,方是成己成物,尽己之性,尽人之性,方是圣人之盛德大业。”(吴光《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马一浮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贺麟认为,马一浮志在弘扬和重释传统儒学,他列举出诗、书、礼、乐、易和春秋,并统称为“六艺”,并非呆板地指称六部经典,而是广义地代表着六种活泼发展的文化学术。
以儒学六艺统摄国学,是马一浮文化观的第一个重要论点。通过对“六艺统诸子”和“六艺统四部”的考量,马一浮认为六艺可以统摄一切国学。
马一浮文化自信观中的第二个重要论点,即“六艺之道”广泛地存在于世界上一切学术之中。在他看来,“六艺”不仅统摄中国传统国学,亦可统摄外来西方学术,进而主张以儒学融汇古今中外一切学术,真正地实现世界文化大一统,借此树立起儒学的核心地位。他说: “举其大概言之,如自然科学可统于《易》,社会科学可统于《春秋》。因《易》明天道,凡研究自然界一切现象者皆属之;《春秋》明人事,凡研究人类社会一切组织形态者皆属之。”(吴光《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马一浮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若以学科分类为视角,《易》和《春秋》可统摄西方文化中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细致地阐述之,则文学、艺术统于《诗》《乐》; 政治、法律、经济统于《书》《礼》; 宗教统于《礼》。若以西方形而上学中各种流派的变化为视角,则本体论近于《易》,认识论近于《乐》,经验论近于《礼》,忽视《乐》者则为唯心论,忽视《礼》者则为唯物论。
马一浮从体用两个层面出发区分了六艺: 《易》强调的是体,是天道的彰显,它统摄《礼》《乐》; 《春秋》强调的是用,是人事的落实,它统摄《诗》《书》。《易》与《春秋》均表达了对恒常之理,即对“心性”的诉求,故《易》与《春秋》也相互统摄。 马一浮对六艺所作的体用之分,契合了中国传统儒学中的“内圣外王”的结构,即人格修养为体、政治事功为用这一思想,其文化思考的最终落脚点在于自我人格的修养,这也是以马一浮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价值取向之一。(刘炜《马一浮六艺论新解》,鹅湖月刊,2009( 5) : 34-42) 国学大师任继愈视马一浮为敬重的前辈学者,赞其著作“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认为他“学术造诣深广,世人鲜能望其涯矣。他治学广大而又精深,能会通儒佛,兼容文史,是一位难得的通儒。” 这是对马一浮学术造诣的极高认可。此外,任继愈还高度评价其爱国情怀,作为近代中国无数仁人志士中的一员,他一生心系民间疾苦,关心天下兴亡,关心世道胜于关心个人,“回顾马一浮先生的一生活动,都是在爱国主义这个总原则下开展的。”
任继愈先生在为《马一浮集》作序的时候,总结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和优点。同时也一一对应契合了马一浮先生的思想精华。 第一是体系的兼容性。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是儒、佛、道三家的思想。这三家的思想一样的历史悠久,发展到后来,越来越趋向于融合,共同汇聚成为中国文化思想中的主流。这一点在马一浮先生的思想当中体现得最为深刻。 第二是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任继愈先生认为,一个文化人,不应是一曲之士,应当学识广博,通晓文学、史学、哲学, 乃至兵学、医学、艺术等等领域。这样才能算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了解,不能只研究单一的某方面或者某些领域。这一点契合了马一浮先生的“六艺统摄一切学术”的观点。 第三是心系民间疾苦,关心天下兴亡的社会性。任先生认为,真正的文化人,是不局限自身生活小天地的,是能够忧国忧民的,关心天下人的疾苦的。所以真正能流传于今的,文化的精华,一定是普适的,具有社会性意义的。 第四是摆脱目前个人得失的超越性。超越性,是中华文化的又一特征。儒家思想当中的,关心天下兴亡、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佛道两家思想中的超脱、自由、涵养自性中的完美境界,这些都属于中国优秀的思想传统。任继愈先生还认为,正如周敦颐的《爱莲说》当中那句“出淤泥而不染”一样,在不完善的社会环境中, 能保持完善的人生境界,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特点。 第五是述而不作,以述为作,述中见作。这是说,中国学者治学,往往使用着前人用过的概念、名词,但是却能够赋予各自不同的,崭新的时代意义。能够古而不老,旧中寓新。这体现了中国传统思想,名为传统,实则依然具有创新性,并且能够不断地创新、融合、兼收并蓄的特点(任继愈《马一浮集》(第一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 年,序)。

任继愈先生(1916——2009)
成中英先生曾经说过:“马一浮先生是 20 世纪新儒家,他比他同时代的新儒家更具有传统宋明儒学的气质。”(成中英《马一浮的“六艺心统说”与儒家经学的哲学意涵: 从“经典诠释”到“本体诠”》,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3月.第2期)
马一浮的学术造诣精深、治学严谨,既能会通佛儒、又能兼容文史,是一位难得的大儒者。他不仅主张复兴传统的儒家思想,而且在推行儒家文化教育方面做了许多努力和尝试。刘梦溪先生说:“我国 20 世纪大师级的人物中,眼光最锐利的一个人是马一浮。马一浮学养之深和慧悟之高,在20 世纪百年中国学苑里难得有与之相匹敌之人”(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马一浮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年,第 5 页)。
马一浮先生浸淫佛学多年,终生都被称为一代佛学大家, 所以,在佛学上的造诣相当深厚。不仅如此,他还主张破除儒佛、儒道、佛道, 以及儒、佛、道内部的各种门户之争。这在中国哲学史当中是具有创建性意义的。 但是,马一浮文化自信观的理论进路并非是完美无缺、毫无争议的。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认为,民主与科学是区分传统、现代学术的唯一标准。若按照传统的学术标准审视马一浮文化观,其学说是粹然纯儒、“圆满具足”的;若以现代的学术标准审视之,则可形容为“冬烘”。李慎之称,马一浮思想仅以“穷理尽性”为旨归,“全不脱程朱陆王窠臼,或者如他自己所说‘不能出先儒所言之外’,不过引用禅僧语录较多而已。”换言之,其“六艺该摄一切学术”之说犹如“以裸、鳞、毛、介讲动物分类”,期间了无新意。故而“称先生为宋明道学家之殿军,吾无间言; 称先生之学为‘现代学术经典’,则断断不可。”(李慎之《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开放时代》,1998( 5) : 5—14)
文化自信 中西融合
文化自信,在当今是个颇为时髦的话题,但在马一浮先生所生活的外敌入侵、内忧外患,民族危急存亡之秋,秉持文化自信,确实是需要极高的学养和极为强大的“定力”的!
马一浮先生的“文化自信”,是建立在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基础上的。
马一浮的文化观并不是在强调学习西方的文化,也不是狭义地保存传统,只是在寻求一种共性文化,希望借此扭转国人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自卑” 意识,强调儒家文化是有可能成为未来世界文化发展的方向。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袁新国认为,马一浮发现,在西方文化的主导下,人类日益堕于暴力与功利主义之中,西方的种种弊端暴露无遗。他对西方文明整体上进行质疑,认为西方近世文明“只务宫室车服之美,游乐之娱而已。然上下凌夷,争斗劫夺,无所不为”,这是草眛。西方就是一部草眛史,不得称之为文明。一是西方文化是“循习”的文化,西方哲学以“习心为主”,不知有天地之性,不知有个根本,只是顺随习气。与“率性”的东方文化相比,仅停留在现实层面,流于肤浅。二是西方无道德可言,国家注重于经济和军事力量,有强权而无公理,有阴谋而无正义,国际间只有利害,无道德可言。人与人之间也只有利害的结合,父子、夫妇异财,恩义至薄。对于国家、社会的道德行为,都依断于法律,出于利害,绝无中国礼乐文明之温情。三是西方逐物竞争,好言征服,认为西方是物我二元论,外物于我,必然导致向外求索,重知识,重竞争,重征服,以至于暴力征伐。西洋人既不认识自己,哪能真正认识外物,他们对待外物的办法终究会成为伤害自己的办法。因此,好的政治不仅仅在于富强与否,更在于德教。马一浮转而返身求索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治之道,极力倡导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

位于杭州西湖边的“马一浮纪念馆” 王长华 摄
马一浮深感传统文化本身之博大精深,时人实不知中国传统文化精义所在,后人为之所误不能致力于传统文化。 马一浮是立足于中国本位文化的文化世界主义者,限于当时的国势家情和个人偏好,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拔高之嫌,但他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中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提倡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并以世界主义的文化观寻求中西文化融合之路,对今日的我们认识传统文化的精髓,提高文化自信心,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大有裨益(袁新国《马一浮的传统文化自信论》,浙江在线,2017年09月25日)。 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教授总括说,“面对西学的冲击,在中国文化价值系统崩坏的时代,重建儒学的本体论,重建人的道德自我,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并且身体力行。他们(即梁漱溟、熊十力与马一浮)打破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二元对立的绝对主义,开辟了中国文化复兴的精神方向。”
语言文字学家、文学家戴君仁曾说:“中国历史上大学者,阳明先生之后,当推马先生。” 河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许春华指出,孔子一生颠沛流离,但他心心念念的是传承华夏文明的神圣使命。“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只要华夏文明的脉系犹存,只要“天”之“未丧斯文”,孔子就始终不耽忘自己的神圣使命,这就是孔子对华夏文明传承的自觉意识与担当精神(许春华《孔子的文明观》2023年9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对照马一浮先生一生对于儒学的身体力行,如果将其赞誉为“现代孔子”,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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